闭上双眼，许多熟悉的面孔，许多熟悉的场景，甚至教室冬天寒冷和夏天炎热的温度感、以及我们边画图边听古典音乐的听觉似乎都还能重新感受，但都也已经记不真切了，往事真是如烟啊！

　　“77级”的高考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录取率最低的一年，没有之一。记得统计是说5%。我报考了清华、同济和天津大学三个建筑系，因为那年没恢复艺术院校招生，而理工科大学里艺术含量最高的专业只有建筑学了。因为分数高，我被三个学校同时录取，正好我父亲说更喜欢同济，就这样一锤定音了。

　　在班上我属于年龄偏小的几个同学，不少同学很成熟，班级里藏龙卧虎，有许多优秀人才。虽然我自知我并非真的“用功”，但那时我一定是别人眼中特别用功的学生了。我一般不吃早餐，不回去午睡，深夜才回宿舍，日复一日。每天背着一个绝对是在当时少有的超大的帆布书包，有人说那是“同济之最”之一。带着所有用得上用不上的书，还有饭盆、收音机、暖水瓶、冬天加上热水袋，总之从早到晚要用的所有东西全得带上。后来又加上照相机。因为我在学生会摄影小组有特权，可以在摄影协会的暗房里留到熄灯以后，虽然大部分时间我是在洗照片而非做功课。我属于那种临时抱佛脚，考试前突击复习，考试运气还不错，但考完一定立刻忘光的那种人。

　　当时建筑学另一个班有个有名的高材生叫俞霖，最早总是看到他每次的设计图被陈列在走廊橱窗里，好像总是最高分，很佩服他的设计想法和表现技巧。他画的画也是让我这种没绘画功底的人羡慕的，有时大家一起去写生，有些同学喜欢坐他后面临摹他的画而不是自己的观察对象。他乐于助人，常常为了帮同学而耽误了自己，这在我眼里算是有些无原则了，甚至在考试中。所以他是个有名的人缘好的同学。没想到命运竟让我们走到一起。

　　当时两个班各抽调一个学生去学习一年德语，结束后有一个名额可以公派去维也纳艺术学院留学。我俩被幸运地抽中了，但没想到一年德语学习结束，公派名额改给了其他系的学生，出国外语考试也取消了。我们又得返回原系继续学习。因为“77级”和“78级”只差半年，有些课又要在“79级”旁听，所以实际上我们是跨了三个年级。虽然“78级”和“79级”同学愿意也称我为同学，但在心理和情感上我还更觉得自己是正宗“77级”的学生。

　　因为要补回学德语而丢失的一年学习，我和俞霖穿梭于三个年级，似乎形影不离。有老师和同学开玩笑说我们是“金童玉女”，大家以为我们在谈恋爱，其实我们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了，特别是考研。他因为体检一项指标不合格，所以留校做了当时系主任——建筑系元老冯纪忠先生的助教，也参与了冯先生著名的设计作品“松江方塔园”的设计，我则考上同济建筑设计研究院长王吉螽老师的研究生，直到1986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后来，我和俞霖分别得到公派的机会去德国留学了，又都考上了博士奖学金，同时他还在建筑事务所工作，做了像市政厅这样重要的大型公共建筑。

　　可惜1991年10月他不幸车祸遇难，否则他一定会像教过他的许多老师，如冯纪忠先生、戴复东先生他们所预期的，成为一个大建筑师的。虽然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7年了，但我想，在77级的纪念册里，应当有一个小地方属于他，就放在我这篇文章里吧。

　　大学时光是人生中不多的无忧无虑、阳光灿烂的时光。如果让我把现在的所有财富拿来换那段时光，我会毫不犹豫的。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就让那段青葱岁月永远定格在回忆中吧。

　　愿如烟的往事永远不会消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