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晚上,突然获悉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于当天中午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我情感上简直无法接受。
我与张文彬局长的认识,纯属巧合。1997年国家文物局在北京沙滩(今北大红楼纪念馆)办公。8月份,香港回归一个月,我因创意了一把香港回归纪念壶,去国家文物局找局长题词。到了大门口,门卫问我找谁,答:“张局长(张文彬前任张德勤局长)。”于是,和陪我前去的人民日报原副总编丁济沧,径直找到2楼的局长办公室。接待我们的是秘书刘曙光,他听了我的陈述,有点摸不着头脑问:“你找哪个张局长?”我说“是张德勤”。刘曙光一听笑着回答:“局长早在去年4月就换成张文彬了。不过你们有什么事?”我看秘书没下“逐客令”赶我们走,就单刀直入奔主题。刘曙光马上接口道:“那好办,我这就去问张局长。”不到5分钟,曙光回来领我们直接到了张文彬局长的办公室。张文彬了解了我的要求后,随手从笔筒中取出一支铅笔,在国家文物局信笺上写下了:“97香港回归藏品拍卖纪念壶”,这是我与国家文物局张文彬局长的初次认识,他和蔼儒雅的神态,从视觉上给我的第一印象不是局长,而是更像一位大学老师。
这也许是缘分,在1998年和2000年,笔者又创意了“澳门回归纪念壶”和“中华民族团圆壶”,文彬局长均用毛笔热情认真地书写在宣纸上,通过邮局寄到上海,令我非常感动。几次三番麻烦他题词,文彬局长总不厌其烦,这已超出了朋友的情谊,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博文创事业的关心与支持。
2001年笔者创意了一款中国皇帝书法壶,涉及宋徽宗、康熙、雍正、乾隆4位皇帝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真迹都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为看到这些珍品,我问文彬局长,可否让我去北京故宫寻找。文彬局长不假思索地回答:“这好办。”说完他拿起电话,直接挂到故宫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朱诚如:“朱院长,我有一位上海朋友,他想到故宫看些文物,请你接待下。”说完,文彬局长写了张便笺,让我去故宫。这款书法壶,在2003年第一届中国十大紫砂名壶评比中,被评上中国十大紫砂名壶之一。
与文彬局长“混”熟了,我俩成了忘年交,有时他还会给我出点子。2000年,是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政府,在敦煌隆重召开纪念大会,文彬局长6月份对我说:“栋华,这次莫高窟藏经洞纪念大会,你应该随我去参加,敦煌研究院的樊锦诗院长是我北大同学,我把她介绍给你,敦煌这么大的题材,你肯定可创意出一把很有历史底蕴的紫砂壶。”8月1日,文彬局长果然向我介绍樊锦诗院长,我俩认识了,有了樊院长的加入,“大漠敦煌纪念壶”的创意如虎添翼。
2001年,湖南湘西的酉水河畔,从一口井中考古挖掘出了两万余枚秦简,这引起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重视,他特批示国家文物局,要保护好这批秦简,并深入研究。文彬局长敏锐地捕捉到这是紫砂壶创意创作的重大题材,特地把我叫到北京,对我说:“栋华,湘西酉水河畔的两万余出土秦简,是你创意紫砂壶的富矿,我已给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袁家荣所长写了信,你去长沙直接找他,为你的创意他会提供方便的。”
如今,文彬局长走了,但他在中国博物馆文创事业中留下的财富和贡献,将是永恒的。
十日谈
他们未曾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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