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明是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自己培养的戏剧家，也是我的前辈兄长。
“文革”前十七年，老院长黄佐临办过两届学馆，达明兄是第二届学馆的学员。作为戏剧大师亲自培养的学生，达明兄的艺术修养非常全面，他既有在学馆期间所学到的戏剧艺术知识，又有编剧、评论、杂文等诸多领域非同一般的才情。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硕果累累。还因为曾长期在黄佐临院长身边协助工作，达明兄在综合艺术修养和为人处事方面，都显得胜人一筹。在原先的上海人艺，包括后来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都曾担负过行政管理工作，其间，展现出很强的行政工作能力和过人的智慧。
原来的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组建的，人员来源庞杂。其中有在新中国建国前就驰骋沙场的抗敌演剧队，也有来自华东文工团和上海本地的话剧工作者；后来，又有上戏和中戏的毕业生，再加上上海人艺自己培养的演职人员等等。要管理这样一个剧院是需要大智慧的。当年，上海人艺在老院长黄佐临的带领下，可谓风调雨顺、佳作连连。但要在一个单位共事，多多少少会有众口难调的时候。我曾听说过一则传闻，院里有一位演技高超、个性极强的老艺术家，有段时间因历史遗留的积怨和误会，完全拒绝和剧院同事来往。但唯独只有达明兄可以登门拜访这位前辈艺术家，并可与之进行愉快的交流。我常常想，世界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相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达明兄到底使用了什么使人信任的法宝？
思索的结果，这应该是达明兄的智慧、真诚与爱。
他年少时就进入上海人艺学馆，毕业后就留院工作。之后虽有过去报社、出版社、研究所工作的机会，甚至调令都已到了当年的文化局，但他最终还是遵从黄佐临等前辈的指点，留在了剧院。可以说，他这一生的绝大部分都是在上海人艺度过的。上海人艺就是他的精神家园。正是在这里，使他获取了知识，提升了境界，认知了艺术人生不同于普通的日常生活。
达明兄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都是每天第一个到单位上班的人，到了办公室，吃了路上买的早餐，剧院里这时还空寂无人，而他已气定神闲地开始工作了。试想，如果不是对自己的工作环境和专业充满了爱，是不可能做到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屋及乌，正是由于对剧院的爱，引发了他对周边同事的关注和关心。尤其是对诸多老艺术家的生活习性和艺术追求，达明兄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曾用他的智慧、真诚和爱，化解了不少同事之间难解的心结，这一点真让人打心眼里佩服。
我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进入上海人艺工作的。当时，陈达明已是剧院承前继后的中年一代骨干。因着他的为人真诚又没架子，大家与他相处都很随便。在我的印象中，连比我晚进入人艺工作的学弟学妹们，也都是对他达明长达明短地直呼其名。我以为，在一般世俗认为明争暗斗较多的文艺单位，像达明兄这样能和各个年龄段的艺术家和睦相处的，实在不多。这除了让人敬佩他的专业能力和人格魅力外，还在于他对工作、对他人有着大爱之心。
我认为，这就是他的法宝。记得就在去年，我的一位学妹同事得了重病，从现在的居住地北京回上海治疗。现已退休的达明兄闻讯后十分着急，找我了解她的治疗状况，说要和这位小同事通通电话，对她关怀备至。拳拳之心，令我深受感动。
在日常生活中，达明兄是个性情中人，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据我所知，他已过了随心所欲的年龄，而他毎天必以酒佐餐，而且雷打不动。有时候偶尔约着和他吃个饭，我也曾劝他：你把酒当主食吃不好吧？而他总反问：你看我有什么不好？只要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就是好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在事业上还是在生活上，哪怕别人说得千好万好，他还是挑适合自己脾性的去做。他通达淡定，从从容容，决不会看别人脸色行事处世。他这一辈子心无旁骛，只干了文艺工作这一件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岁月里，他这一辈同事中，有下海做生意的，有跳槽去了国外的，但达明兄踏踏实实摆正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从青涩到成熟，从盛年到古稀，从人艺学馆的一名学员，成长为行业中颇具实力的创作人员，同时还是原上海人艺演员团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员俱乐部的管理者，可以说，他为上海人艺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爱，贡献了他的全部！
自2002年起，达明兄除了担负着话剧艺术中心的工作外，还兼任上海剧协驻会副秘书长和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为协会工作和扩大白玉兰奖在国内外的影响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前几年，他经常会在外省市看戏、研讨的空隙，给我来个电话，说说看到了什么好戏，或者评价一下某个好演员的表演，等等，总是聊得很开心。让人觉得有个同行知己在身旁，真是人生的幸运。
前几天，达明兄来电告知，他要出一本剧论剧作选集《岁月留痕》，并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序。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作为他的晚辈同事，我亦受宠若惊，但恭敬不如从命。在这里我想也许无力评价达明兄的作品，只能写一些对他为人从艺的细琐印象。
是为序。
（本文为《岁月留痕——陈达明剧论剧作选》序 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