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太后生了一场病。棘手的是，御医对她的病也束手无策。无奈，清廷只得令各省督抚推荐名医，为慈禧医治。《翁同龢日记》这年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记载：“旨下直省保荐，李相荐薛福辰，曾沅圃荐汪守正，与御医李德立同至长春宫，召见请脉。”“李相”即李鸿章；曾沅圃系曾国藩弟弟；两人身份一为道员，一为知县，但都通医。李德立是御医，亦即太医，是皇帝、太后的御用医生；有时也为皇亲国戚、王公大臣服务，其精于医术应该不言而喻。

　　晚清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罗致晚清八大名医，其中就有李德立，说他“兼治内外诸疾，且善针灸，颇能断人生死”。并举例道，一天，沃丘仲子与好友蒲荇与李德立一起，在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裕德家中聚宴，席间李德立突然问蒲荇：“君有疾乎？”“疾”即病。后者回答：“没有。”李德立随即悄声对沃丘仲子说，你朋友“咳声甚异，目已失神，（如不治）三日内死矣，曷早为之所”。不料沃丘仲子非但不信，还责怪李德立有咒他朋友的意思。结果却是李的话不幸而言中，沃丘仲子为之后悔莫及。李德立名声传开，很多病人辗转托人找他求治，“无不应手愈者”。再说当年同治皇帝出天花，因李德立治疗有方，慈禧还因此破格给他加官，这也是非常少见的。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手御医，在医治慈禧的病时，却不慎失手。说起来也是他太过自信，据郑逸梅等著《清宫逸事》披露，那天慈禧健康状况本来已见好转，尤其睡眠和饮食开始正常。不料“太医李德立，以为至此地位，渠虽不敏，总可操券，以报大安。因千方百计营求，至（七月）廿七日清晨，渠单衔进方一个，竟蒙圣上试服。谁知通宵不寐，并见肝风大动，举朝震恐”。

　　由于李德立弄巧成拙，意外失手，被推荐上来的薛福辰、汪守正就必须出场了。“鄙人万不得已，乃钦遵圣训，代制一达木培土之方，（慈禧）一服而新症悉平，眠食康复”。翁同龢在日记中也记述，以前李德立认为慈禧喉咙多痰“已经数年，一时难脱体，辛热似不宜用；薛（福辰）、汪（守正）言肺气结，时受秽气致然，皆未立方。马文植（医生）则主疡科中一则立论，药不用苦寒而用甘凉，亦无成说确见也”。可见同样是为慈禧治病，李德立和薛、汪二人方法并不相同。而事实是，后者见效了：“自廿八日至今初六日，调理将九日，圣上居然食量增加，仍在内办理紧要公事，了无困乏”。对慈禧来说，无论你是不是太医，能治好她的病就是“高手”，就是医术硬道理。只是这样一来，李德立自然难逃罪责。据薛福辰在与友人信中披露，慈禧“立将李德立交刑部治罪，经内务大臣碰头四次，奏称李德立不过医术荒谬，其急欲求好之心，盖与薛某无异，乞暂宽免，乃蒙谕允”。慈禧终于体谅了李德立“急欲求好”的一番用心，最后同意对他“宽免”。

　　想不到这样一来，却让薛福辰、汪守正深感不安。按说对李德立治罪，他们“从此处方论药，便少掣肘”，应该是好事。但一想到李德立“宽免”后的“太医”身份，薛、汪二人便觉得自己没了底气，毕竟他们客观上已“得罪”了李德立。好在经历李德立的这次误诊，慈禧已明白，御医弄巧成拙也会成庸医。反之，薛、汪二人也可明白，既然悬壶济世，得罪谁并不重要，就像患者是谁不重要一样；重要的是医者仁心，治病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