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过学堂的都会背：“乡音无改鬓毛衰”。它如牛虻脸上的刀疤，是中国人的文化记忆点。从工业化的昨天，到城市化的今天，在上海人眼里，“乡音无改”，如腿毛未褪尽的中国猿人，会被奚落的：“乡下宁（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日语：吃）炒咸菜”。这首童谣，曾经是上海人的启蒙教材之一。

　　在高等教育国民化、人员交流日常化的今天，“乡音”已被普通话替换了，但乡音的残痕——口音，挥之不去，它是胎记、籍贯的烙印。

　　什么是口音？苏北话的“硬”，“昂”是口音；“嗯”是乡音。“薄分之薄”（百分之百），“滴滴刮刮的清水货nia”（淮剧台词）。口音是半钢，乡音是全钢（苏北在江北，沪语里，江北与钢北一个音，当年全国出名的上海牌手表，有半钢、全钢之分）。

　　陕西千年古都，见面语也是古汉语：“吃食了吗？”怎么听都像“吃屎了吗”。这就是乡音，没有外地化的家乡话。

　　电视播音员一口国语，如一个模子浇出来的，倘若在家盲听，分得清：中国闲话、阿国（苏北口音“外国”）闲话；分不清：山东台还是广东台。现在年轻人一口普通话，因为太标准，如果在外盲走，已分不清：外地人还是机器人。普通话，既不属于江苏人，也不属于江西人，它属于天下人。

　　晚上散步，沿着河堤，打开手机免提，我喜欢听《罗胖精选》：“一天一本书”的解读。因为略带安徽口音，结尾甩不掉“咧”，风味浓郁，亲切得很，如千里之外，故人聚首，炉边谈话。

　　我很low。首先不喜欢话剧的说白，哪怕心里独白的悄悄话，也会大声嚷嚷，神经兮兮，吓出内伤。其次都是普通话，一点也不亲切。偶有例外，《茶馆》：“额是拜把子的兄弟”，两个逃兵，一口听得懂的四川话。还有《陈毅市长》，略带口音的台词：“我就是上海市市长陈毅——”，陈毅的毅拖得特别地长，中气十足，充满了自信。如果改说普通话，那就很难突出陈毅的性格；再如，邓小平：“我们都老喽”，若是普通话，一碗白开水，那是影视邓小平。略带川味，那才是纪录片的邓小平。

　　我很俗，喜欢段子，因为赵本山的东北口音，倘若改成普通话，听众会骂：什么玩意儿。侯宝林脍炙人口的名篇：《关公战秦琼》，“是关公地‘饼’事（本事）还是秦琼地‘饼’事大”，一口山东话，还是鲁西南滴。其实，民国时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出生于河南，他老爹应该说河南话才对。

　　我很粗，与音乐无缘，但民歌例外，尤其西北民歌，因为有老陕的口音：“星星还是那个星星”，首与尾的星星两字，口音兼带鼻音，以此收口，余音袅袅，感觉到黄土高坡人少地旷的回音。更关注阿宝唱的陕北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老陕一鼻音里的乡音，哪怕报幕，也有些齆鼻头。山西民歌“人说山西好风光”，词曲乡土味，可惜少了口音，亲切感稍逊一筹。

　　在长纱巾、宽檐帽的上海小资眼里，五角场是下只角，却是文化高地、人才高地，它荟萃了复旦、同济、二军大、财大、上理工、海大，那里的交际语：国语，上海化的普通话，“老不灵”的普通话，人称“五角场场话”，全称“塑料普通话”，简称“塑普”，而且是“昂”塑料，捎带各地私货：口音！在五角场，循着口音，你可以找到老乡，口音是籍贯的词根。

　　我读大学时，名校的特征是：五湖四海；名师的特征是：南腔北调。老师的职衔越高，口音越重。而国语标准的往往是嗲夫人、知识新女性。说上海话的，都在后勤；带手艺的，往往带口音，比如红案师傅江北腔，白案师傅侉子腔。教授的口音浓到什么程度？足以“张冠李戴”误导你，“站在桥头望郊区”，到了老先生的嘴里，变成了：“站在床头望娇妻”，仿佛清河县农民说《水浒》，一不小心就成了《金瓶梅》。

　　名师在课堂上即兴发挥的名言，可谓“名人名言”，因为“口中言”是拼音，所以有口音，尤其广东官话，口音很顽固，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引人发噱，好听！落在纸面上的，比如他编的高教全国教材，这些象形汉字，表意不表音，音响效果没了，口音没了，意气风发的牢骚没了，个性也没了，像斗败的公鸡，低头垂翼，黯然失色。

　　口音，是四十年前教授们的标识。

　　我喜欢与带口音的人交往，这样的朋友有趣味。追悼会上，按照程序，首先“默哀三分钟”，最后“瞻仰遗容”。倘若主持仪式的工会主席是苏北人，他的开头与结尾大概是：首先“难过三分钟”，最后“望望死样子”。一口“酥”北音，如核桃仁裹糖粉，风味殊佳，悲剧变喜剧。倘若一口标普，除了悲剧，就是悲哀，黄连拌药粉，苦上加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