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毕业前夕，为填写报考志愿表，班主任老师约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行动不便，报考理工科并不合适。新中国各方面都在发展，以苏联为师，国家迫切需要俄语人才，你不如报考俄语，将来从事文学翻译，用笔为祖国建设服务。”我听从了他的劝告，依依不舍地割弃了报考无线电专业的梦想，考取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上海外国语大学前身）。然而去学校报到时，校方却拒绝我入学。问题出在那份体格检查表上：体检医生漏填了“肢体残疾”4个字，致使学校误作健全的学生录取了我。刹那间，鲜花不见了，阳光隐去了，前路是一片浓浓的雾。母亲看我几天没有说话，安慰我说：“你不要多想，有我们在，就有你一口饭吃；我们不在了，人民政府也不会不管你的。”我没有回她，但心里说“凭什么要别人养活我！”待打击醒过来之后，从此开始了漫长的自学之路。

　　学习翻译，第一步得掌握外语。中学学的是英语，而现在奇缺的是俄语人才，于是我报名参加了上海俄语广播学校，通过广播自学俄语。边学俄语，边读了大量的文艺翻译作品。有的作品甚至找来原文，与译文比照着研读，揣摸和学习前辈翻译家的翻译手段和方法。

　　学了俄语，自然跃跃欲试进行翻译实践，当时自己最偏爱的文艺体裁是诗歌，有一天，在华东·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排练厅看广播乐团的排练，中间休息的时候，合唱指挥兼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先生鼓励我说：“你在学俄语，何不给我们翻译几首苏联歌曲？”于是，我译配了第一首苏联歌曲《和平战士之歌》，发表在1953年的《广播歌选》上，那年我19岁。从此一发不可收。1955年，从俄语转译了罗马尼亚诗人亚历山大·托玛的5首小诗，发表在北京的《译文》杂志上。1955年，我编译的第一套《苏联歌曲集》（1）和（3）由音乐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前身）出版。上海音乐出版社也相继推出了我编译的《苏联歌曲汇编》（1~3）、《拉丁美洲歌曲集》《世界歌曲》（1~3）等。1957年，《广播歌选》和《歌曲》杂志同时发表了我译配的苏联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一手译诗、一手译歌——这是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下半叶的工作状态。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把翻译视为自己唯一的“正业”。我希望日后能从事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工作。所以我在自学外语、自学音乐的同时，投入了更大的精力和时间去学习和钻研古汉语、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那一段时间写了不少乐评、书评、影评、剧评，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然而这一切在1966年戛然而止了。　　　　

　　经过那一场浩劫，我心力交瘁，已无当年的豪情和锐气，雄心壮志也早销蚀殆尽。历年积累的文史资料已被洗劫一空，年龄已近黄昏。我还能重拾自己的笔来报效国家吗？1985年，中苏关系开始解冻回暖，我把荒疏了将近20年的俄语、英语等又捡了起来，并千方百计搜罗世界各国的歌曲乐谱并陆陆续续译配出来。我的歌曲翻译事业逐年有了起色，又出版了好多歌曲集子，我便断了文史研究、文史评论、写剧本、写历史长篇小说的念头，一心一意投入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择一业，毕一生”。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自立”，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没有忘记这个“初心”。

　　十日谈

　　文艺家的初心

　　责编：吴南瑶

　　“团小志气大”，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