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喀什地区的第三天，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不对劲了。那天我洗了个热水澡，躺在床上看电视。不知是室内温度低，还是深夜身体免疫力下降，第二天早上醒来，我脑袋沉重，呼吸很不顺畅。那时我并没觉得有多严重，但是坐了一整天的大巴，觉得身体酸疼，体温在升高。晚上到了泽普县城，状况更加糟糕。我浑身感到冷，呼吸时带着肺部浑浊的声音。在同伴们的关心下，我吃了他们随行带的药，后背上有了一点汗，但是精神还是不能集中。

　　入住宾馆以后，我怀疑自己得了重度感冒，又怀疑是高原反应。但是从身体的迹象看不出来。大概十一点钟，我穿上厚衣服，背上背包出了门。我朝着县医院走去，走了十多分钟，我身体热了起来。这么走下去，至少得半个多小时才能到。那时候医院还开门吗？我站在路边等了等，但是没有一辆出租车过来。我小跑着往医院赶去。

　　办了卡，在急诊室坐了一会，一位医生从里屋走出来。我看了看那个里屋，里面有一张床和写字台。他就住在里面吗？我没有问。我说了自己的状况，他听了一会，拿出一个听诊器，在我胸口、脖颈和后背都听了一遍。这样的看病流程，还是我小时候体验过的。结束后，他拿出单子，边写边对我说，有可能是高原肺气肿。要拍胸片。听他这么说，我有些发蒙。我摆摆手说，不拍胸片。他拍了拍我肩膀说，兄弟，收你两百块不贵的。我摇摇头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不想拍。

　　他看了看我说，那也行。他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写不拍片的声明，并且签字摁手印。看到那句“……一律概不负责”，我一下子紧张起来。但是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是了解的。抱着这样的信心，我签了字，然后摁了手印。结束后，他递给我另一张单子说，那你血总该验一下吧？我笑着点了点头。

　　验血回来后，我摁着胳膊说，我们明天还要去红其拉甫。那里的帕米尔高原上有援疆点。我们是来援疆考察的。听到我这么说，他露出严肃的神情。我以为他没有听清，于是把手机上的行程给他看。他接过手机，并没有看去高原那一天的行程，而是从头看到尾。他抬头说，哦，原来你们是这么安排的。我问，那我能去高原吗？他笑着说，你这点病，能去的。没问题，只要别吹风就行。

　　他开了几盒药给我。我去药房拿了药。准备走时。他从急诊室走出来，朝我招了招手。我走了过去，他桌上放着一杯热水。他说，你现在就把药吃了吧。我吃着药，他摁着我的肩膀说，兄弟，你以为我是吓唬你吗？我诊断的高原肺气肿，是有可能的。我接触过这样的患者。我看你行程还有两天就结束了，所以觉得没有大的风险。要是你回到上海以后，咳嗽还没有好，务必要去医院再检查一次。你记住了吗？这时他的眼神不仅是严肃的，也是诚恳的。我点了点头说，我记下了。回去一定留神。

　　吃了药走在回去的路上，身心仿佛轻松了一些。虽然药效不会立刻起作用，但是心理上觉得好了很多。路上还是没有出租车的踪影，我一路走着，不觉肚子饿了。晚上吃晚饭时，我没有食欲，于是随便吃了两块肉就回到了车里。现在有了胃口，特别想吃东西。我走进路边的小店。店门口置了一口大锅，锅里正烧着炭火。老板在案台上拍了一团面，抻成片状，一挥手贴到了锅面上。盖上木盖后，过了几分钟，又贴进去一块。这就是馕了，大大小小的馕。大的有斗笠那么大，小的只有碗口大。

　　我买了一块大小适中的，又在隔壁超市买了一瓶格瓦斯。我坐在门口的条凳上，吃了几口。起先觉得硬，后来嘴里生出了一点甜味。我吃了半块，又将剩下的半块装进背包。

　　走到大路上，我身体有了气力，走了一段路，不自觉小跑了起来。

　　十日谈

　　到喀什去

　　责编：殷健灵

　　2012年，那多和一群摩托车手一起重走丝绸之路。请看明日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