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立德 1936年生于上海，1960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同年参加驻西非马里共和国大使馆建馆工作。1989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里大使。1993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科特迪瓦大使。

　　1954年文理分科的全国高考，成为刘立德的人生分水岭。当时他最初选择理科，但在距考试还有13天时，在班主任的动员下改选文科，原因是新生的共和国开展外交工作需要外语干部。最终，他考入北京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与法语结伴。

　　1960年，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纷纷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外交部对法语人才的需求量大增。1960年，刘立德奉调进入外交部，参加驻西非马里共和国大使馆的建馆工作，从此成为中非友好的筑路人。

　　中国人成为马里“甘蔗之父”

　　为了支持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指导下给予非洲国家大量真诚的援助，上世纪60年代在马里工作的我有切身体会。

　　马里原先是法国殖民地，是纯农牧业国家，工业基础是零。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指导下，我国援助马里建设了数十个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项目，其中甘蔗和茶叶项目尤为值得一提。马里人习惯喝很浓的茶，必须放大量的糖，但是马里不生产茶和糖，为此需要花费大笔外汇进口。在马里领导人请求下，周总理答应派专家考察试种。

　　1963年，国家外经委派来一位60多岁的老专家唐耀祖。由于未带翻译，大使让我陪唐老试种甘蔗。因不了解情況，唐老空手来到马里，我们只能白手起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在一个废弃的花园找到三节未成熟的甘蔗作为种苗。我们找了五位当地农民协助，但他们不懂法语，大家只能用手比划。唐老不仅知识渊博，而且吃苦耐劳，亲自动手，耐心且无保留地传授技术。我们每天在40℃太阳底下劳作，脸上手上脱皮无数次，真正经受了“烤”验。

　　一起工作的农民对我说：“齐科罗巴”（中国老人）对我们太好了，总是笑脸相迎，事事亲自动手示范，不怕脏（用手抓肥料），不怕累，和过去管我们的西方专家不一样。西方人总要我们干这干那，一不满意还训斥我们，甚至动手打我们，还是中国人好！一年后转移试验田时，这些农民都舍不得我们离开，有的还挥泪相送。十年后，马里有了5000公顷甘蔗农场，建起了三座糖厂，唐耀祖也因此被马里人誉为“马里甘蔗之父”。

　　近距离感受周总理人格魅力

　　1964年周总理访问马里，与马里国家领导人会谈，我有幸被指定为会谈做记录。一天上午会谈结束，我准备返回使馆时，周总理向大使问道：那位做记录的年轻人去哪里了？做了很长时间记录够辛苦的，为什么不留他一起吃饭？总理的关怀让我受宠若惊，我经常以此鞭策自己，不辜负总理的期望。

　　周总理的人文关怀不仅对自己人，对非洲国家也一样。刚摆脱殖民统治时，包括马里在内的不少国家都决定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我国认为，他们的想法是好的，然而国内各方面条件尚未成熟，希望他们不要冒进。

　　周总理有一次与马里领导人谈了8小时，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苦口婆心劝说，终于说服对方。扎伊尔1974年贸然决定实行外资企业国有化，当时已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抱病接见扎伊尔代表，指出他们实行国有化的客观条件尚未齐备，需谨慎行事。

　　除了政府之间的正式交往，周总理也格外重视民间外交。遵照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派两名学生赴马里学习邦巴拉语，并用这种语言译制了《白毛女》《党的女儿》《红色娘子军》三部电影。包括我在内的中国放映队，带着影片、发电机和放映设备，走遍几十个村镇无偿放映，每场电影都能吸引数以千计观众，有的观众甚至步行数十里来观看。三部电影产生了极好的影响，例如放映《白毛女》时，不少妇女哭声一片。直至今日，许多看过影片的当地老人还记得这些动人的场景。

　　建国70年来，我们与非洲国家已成患难之交，我们始终得到、也需要一直得到非洲人民支持和帮助。　　　　　刘立德　口述

　　本报记者　杜雨敖　杨一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