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一道亮丽景观

　　李济生的川音抑扬响亮，宫玺的语调沉稳细腻；老李谈事，往往是慷慨激昂、喜怒见于色，而宫玺则是面带微笑，条分缕析、层层递进；两人都沉浸于往日苦难、今日辉煌之中，引发无限感慨和由衷赞叹，同时也对未来中国寄于无限希望。

　　文学室的整间大屋里，一边是六位编辑在紧张工作，而另一边的书桌旁，有两位银发老人在旁若无人、激情四溢地高谈阔论、交流心声，这是那段时间，绍兴路的一幢楼房里，引人注目的一道亮丽景观。而作为后辈后进的我，则会在他们无拘无束、淋漓尽致的谈论中，了解到许多，学习到许多——

　　“生活的感受是第一位的，是最新鲜的，是别人不能代替的。”“陈独秀的家乡安庆市，已经给他重建墓碑，上面写着科学、民主。历史就是这样，现在说好，以后不一定好，现在说坏，以后不一定坏。应该给陈独秀正确的历史地位。”“贾植芳的那篇文章写得太好了，精彩，幽默，书是借来的，我恨不得把它抄下来，但是太长，不抄吧，又怕记不住。”“文化，不仅是多读几本书、多考试几次，关键是人的道德修养。经济可以十几、二十年搞上去，而文化，要一百年、两百年才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精神氛围。”

　　年迈的前辈们在一起，定然会有关于老年生活的话题——

　　2011年11月，上海文史馆组织馆员去江浙一带旅游，李济生也去了，回来家人一问：去哪里了？却是答不出。老李嗓门响亮地说：“管他了！老头老太下车上车，看看就走，也不晓得玩得是什么地方，只要去得了就好。”“年纪大了，看了就忘了。都搞不清楚报上写得是什么。”“真是没有办法，一年不如一年了。”“自己老得不像话了，看都不能看了，从来不照镜子。已经是不久于人世了。”“老人，只要活得开心就好。要活得长、死得快。”

　　对我来说，前辈们关于“年岁不饶人”的话语，对于不久将来，必然会到来的老年生活和身体状态，也是有了更加清楚的“提前预知”，这肯定是有利于自己现实又冷静的“抗击打”能力。

　　我和老李是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又有机会担任他著作的责任编辑，这是我编辑生涯的幸事。李济生的这本《怀巴金及其他》，属于深受作家称赞、上海作协资助出版的“上海老作家丛书”。我看了书稿后，觉得济生先生的这部稿子，以亲人的身份，回忆了巴金以及与巴金同时代不少文坛名家的交往，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尽管不具理论色彩，但以直观性强、感受层次深入而见长。晚年的老李，仍是勤奋读书，笔耕不辍，这种活到老，学到老，创作到老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小一辈编辑深受感动。

　　自2013年初起，因为身体原因，老李就不来出版社与宫玺先生聊天了。老李的女儿小瑞说：“爸爸确实老了。我生怕他外出会走迷路。”九十八岁的济生先生，记忆力逐渐衰退，与人见面，不说话的时间多。在学识、为人、编辑能力方面，我从李济生先生身上学到许多，受益许多。老李的认真、豁达、淡泊名利还有他的风趣幽默，会一直伴随我的人生之路。

　　第一次见到钱谷融先生，是在华东师范大学那间好宽好大的阶梯教室里。

　　1979年初，刚从云南边疆回到上海、进入出版社工作的我，痛切地感到自己文学和科学知识的贫乏，时时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像蜜蜂一样采撷芬芳的百花，酿取营养丰富的蜂蜜；要像海绵一样，无穷尽地吸收各种知识；要成材，就要拼命地学习和思考！在友人那儿得知，“文革”后恢复高考被录取的第一批中文系学生，已经在华师大这座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刻苦攻读，中文系里，就有我所认识的孙颙、周抗美、陈惠芬、赵丽宏、王小鹰、沈乔生、孙联中等。能与他们一起听中文系的大课，是“补课充电”的极好机会！

　　那天是听钱谷融先生讲“曹禺和《雷雨》”。让我感到与其他教授讲课氛围明显不同的是，钱先生的授课完全是在讲故事，他的表情和身体姿势，都似乎在用一种随意散淡的语言告诉莘莘学子：“怎么讲是我的事情，听不听得进是你的事情；怎么猜测你的学业潜力是我的事情，能不能成材是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