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先天性哮喘，5岁发作，迄今喘了65年。所以要说止喘药，我自问见多识广。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用麻黄素。白色的粉末，用一小张三寸见方的白报纸包成一小包，发作时倒在舌头上，用温开水吞服。大家平时说的吃苦，都是象征性的，我这个才叫名副其实的“吃苦”！而且那个苦，今天想想都发怵。长大了我问过：为什么不做成药片？据说新中国成立初中国还没有药片的压制技术，不知确否。现在说麻黄素是毒品、禁药，我那时可是大把大把地连吃好几年。可是使劲想，也没回忆出欲仙欲死的感觉。浪费了。

　　好些年后，终于有了药片，那时就叫氨茶碱，一直到现在也在用。只是有了复方的、缓释的、长效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急性发作可以打针了，皮下打一针肾上腺素。更多更有效的是静脉推一针50cc葡萄糖加两支氨茶碱，当时推进去，气管就能感到渐渐松下来。比现在吊瓶里头加茶碱类药物点滴进去效果快得多。但是副作用也大：心脏狂跳！可以到一百二、一百三。

　　1964年我在北京住院，第一次看见病友手里从国外进来的哮喘喷雾器。下面是个橡皮球，上面是根头上弯曲、里面很复杂的玻璃管子，药水放在管子里，一捏橡皮球，药水雾化后，喷进嘴里。又过了两年，国内也有了。但是雾化的效果并不好，也不方便携带。

　　六十年代后期有了现在常见的这种便于携带、效果也更好的喷雾器。从那以后四十多年，我没有一天不随身带着它。记得那时我在热处理厂的盐浴车间当工人，高温、重体力、有毒气体，为了在试工期不被退回我又不能请病假，除了大量吃激素外，这个小东西帮了我的大忙。放在口袋里，干活间歇躲到没人的地方偷偷喷两下。说是偷偷，其实师傅们全都看在眼里，他们尽量地帮助我减轻一点负担，让我撑过了试工期、学徒期。

　　有人说随身带喷雾器主要是个心理因素，但是对于哮喘病人来说心理因素很重要，发作时人越紧张气管越是痉挛。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有个诗人就是因为自行车骑在路上突然哮喘发作，偏偏那天没带喷雾器，于是越喘越厉害，最后倒在了马路边，再也没有醒来。他才三十多岁，本来很有前途。

　　但是六十五年用下来，对我来说效果最好的一种止喘药却是一种知名度几乎为零的粉末吸入剂：沙普尔（正式名称是硫酸沙丁胺醇吸入粉雾剂）。上世纪九十年代医生推荐我使用这种当时还在试验中的新药以后，我发现它的作用近乎神奇：就和静脉推氨茶碱一样，你几乎立即可以感受到：气管的痉挛正在逐渐离你远去，大喘变成小喘，小喘化为无。感受到这一点以后我立刻把它珍藏起来：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用。因为我知道：任何药用多了，效果都会逐渐减退；我还知道：随着年龄老去，哮喘会越来越重。我要给自己留一种至少是我想象中的救命的药。不用不用，到了紧急关头，它还是当了我很多次定海神针，让我转急为安。它也有过一次对我无效：1995年一天夜里突然急性大发作，来势凶猛。开始我有恃无恐：我有沙普尔。可是连用两粒居然没有丝毫缓解。我立刻明白：最危险的时刻到了。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当机立断自己打了120，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醒来人已经在医院急诊间里了，救护车的医生等在边上问我收费，可是我却丝毫不记得我坐过救护车。沙普尔无效提醒了我，救了我。二十多天后的泰国，邓丽君一个人在房间里哮喘急性发作，没人救她，她也没能自救，去世了。

　　近年来我用它的时候多了起来，我觉得七十岁了，好药该用了，再不用来不及了——跟钱一样。去年在南美旅游，突然发作，幸亏有了它，我坚持到了回家。

　　但是近年另一层忧虑却越来越沉重：这个药会不会哪天停产啊？尽管我始终有储备，但是药有有效期啊。

　　今天我又怀着忐忑的心理去买药了。这个药要处方，而且我跑过许多药店都没有，只有第一医药商店有的卖。一问：有！我一下子买了四盒，一百二十粒，又够我用一个阶段了。价格是17.60元一盒，总共70.40元。关键时刻能够救我一命的药，五角八分钱一粒。

　　我问营业员：为什么这个药只有你们店里卖？她回答：这么便宜，又要处方，要登记，小药店怎么肯做？

　　我默然。一种疗效极好的药，却因为极便宜，只能“蜗居”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成了珍稀药品。

　　回来上网查，介绍这个药的有，除了价格不提，其他说得很全面，但是后面都加一句：本药售罄，请买……

　　作为一个哮喘病人，我衷心感谢肯卖这种药的上海第一医药商店，更深深感谢肯生产这种药的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