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针锋相对

　　侦查一拖再拖，直到1937年4月4日晚上8时，第二次延期羁押侦查的最后一天，检察官翁赞年来到看守所，送来一份长达近万言的起诉书。检察官脸堆笑容，歉意地解释：“案情复杂，院检察处昨日刚侦查完毕。请诸位包涵。”

　　男监中的六人各自放下手中的工作，聚在一起，仔细浏览起诉书。六人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平静中反倒有些欣慰，开庭的日子终于快来了，履行了法律程序，也许就能释放，继续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身在女监中的史良也有这样的同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南京政府的另一个阴谋。

　　起诉书措辞严厉，列举了十大罪状，基本上还是老一套，组织团体、危害民国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根据刑法第十一条第二十八条，系共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之罪。

　　七人与二十一位律师紧急研究起草了长篇答辩状，针锋相对逐条对起诉书作了批驳。认为起诉书把七人的爱国行为诬蔑为害国，将救亡之呼吁指斥成宣传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希望法庭秉公审理，依法判决，以雪冤狱，伸张正义，“停止羁押，俾得在外候审”。

　　七君子们万万没有想到，南京政府会使出让他们进反省院的招数。杜月笙、钱新之通过沈钧儒儿子沈谦带来了叶楚伧的亲笔信，“沈事宣判之日，自当同时谕交反省院，以便一气呵成”。信函转到沈钧儒和其他五人手里，六人极气愤，坚决反对进反省院，这简直是逼他们投降，试图以进反省院的事实向社会表示他们的主张错了，真是用心险恶。他们回信表示：“就法律方面言，目前尚可撤回公诉，或宣判无罪，此不但无损于政府之威信，反可表示政府之德意，似不必坚持判罪。就政治救治方面言，判罪后尚可特赦，似亦不必坚持进反省院。衡以扫除隔阂之原则，似不宜再令案情表现过于严重；而进南京反省院一层，尤难索解。”得悉这一情况的史良十分愤慨。

　　七人的反对几乎是给了杜、钱当头一棒，他俩以为只要放了七人，七人会同意进反省院。没想到，他们竟如此硬气。杜、钱无奈，只能亲自去一趟苏州，否则无法完成叶楚伧的交派。5月底，杜月笙和钱新之来到看守所，表示政府让你们去南京反省院是为了谈话方便，便于倾献你们的抗日主张。进反省院仅为便于交保之一种手续，并不实际留羁，亦不须签署任何书状。

　　七人针锋相对，认为倘仅为谈话方便起见，则不论撤回公诉，或判决无罪，或在苏州保释，均可即日赴京而谈，何必多此一举。

　　七人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采取不吃、不说、不写三不的办法来抵制国民党的阴谋。审判已经违背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当以无罪释放。现在却想把人弄进反省院，岂不是痴心妄想。

　　蒋介石见抗日已日益逼近，与中共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第三次谈判，不释七人可是一桩授人话柄的事。有一天，他突然询问叶楚伧七人一案为什么还拖着。叶楚伧说：“我们早已安排妥当了，先在苏州审一下，然后押解到南京反省院，具结悔过，再由杜月笙出面把他们保释出来，送到庐山参加国防会议。”蒋介石听了，皱眉头，连共产党都将参加抗日政府，还将七人弄进反省院做什么，难道让共产党都进反省院后再进行合作，做得到吗？他脱口而出：“不要这样麻烦吧。”可是，叶楚伧不肯罢休，执意要把七人送进反省院，蒙骗蒋介石说：“钧座放心，他们已经同意这样安排。不会有什么问题。”蒋介石这才点点头说：“那也好，不过到时候一定要把他们送来啊！”

　　南京政府之间对于七人处置意见不一的消息，通过蒋介石的智囊、《大公报》社长张季鸾无意透了出来，传到在苏州的七人耳朵里。沈钧儒认为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粉碎叶楚伧等人的阴谋。沈钧儒当即给老朋友张季鸾写信，请他再上一次庐山，向蒋介石面陈七人抵制进反省院的决心。信通过章乃器妻子胡子婴转到张季鸾的手里，经胡子婴说服，张季鸾同意：“庐山我是不再去了。既然沈先生托我，我就给蒋公写封信吧，试试看有没有转圜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