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至今，“限塑令”已实施9年，但这9年以来，许多人感觉塑料袋的用量比以前更大了：小商铺随便给，大超市从中赚得盆满钵满——手拎袋一律收费，连卷袋则以强制消费的方式转嫁到商品价格中，使“限塑令”沦为“卖塑令”。

　　因为绿色环保是社会生活的大方向，所以我们恐怕不忍心说“限塑令”已经完全失效。毕竟，未来的“限塑”仍将持续并且有可能更为严格。但是，目前版本的“限塑令”正面临着重新审视以及调整完善的关口，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

　　9年前，我们紧盯的是商场超市这些塑料袋使用的“大户”。今天，商场超市里塑料袋的用量未见减少，外卖、快递这类塑料制品使用“新贵”以更大的声势呼啸而来。仅以快递行业为例，一年就需要120亿个塑料袋、247亿米的封箱胶带，回收率却不足10%。此前针对商场超市的“限塑令”，已然失去焦距和准星。因为，它对后者几乎毫无约束力。

　　当然，“限塑令”对商场超市的约束力更多体现为“卖塑令”。与其说这是一种约束力，不如说是一种鼓动力——鼓动商家大量贩卖塑料袋牟利。从一开始，“限塑令”就将约束的对象限定为消费者，指望通过提高消费成本来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然而，它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人性”，那就是人们寻求便利的普遍心理。当环保与便利对垒之际，获胜的常常是便利。

　　有人会说，那我们就继续提高塑料袋的价格。这不是一个好主意，真正的好主意是去满足人们寻求便利的心理。或者说，要在偷懒的“人性”与环保的理性之间求得一种平衡。而能够带来这种平衡的产品，就是可降解包装材料。我们之所以要“限塑”，不就是因为传统塑料制品200年不降解。一旦包装材料可降解了，一切问题不都迎刃而解了吗？

　　目前，可降解包装材料还没有大规模市场化运用，这跟技术水平有关，也跟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推广力度有关。一方面依靠创新的技术向塑料袋宣战，一方面也要以创新的思维来实现现有塑料制品的减量化。比如，可以强制性推行塑料购物袋与塑料垃圾袋“二合一”设计制造，从而更加便利地实现塑料袋多次使用。后者的减量化成果，实际上也是在为前者赢得时间。

　　公共治理尤其要反对“浪漫的酷刑主义”，旧版“限塑令”就是一例，叫嚷着收取拥堵费也是一例。以为向公众收钱就能够达到环保的目的，行为粗暴，想法浪漫，然而并无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