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方孝孺写过一篇《深虑论》，被收在《古文观止》里。这篇文章是谈政局兴替的，但对我们思考其他问题也有启发。

　　方孝孺说：“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与？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他回顾了从秦到宋的历史，然后指出，大凡一朝的初创者都非等闲之辈，“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最后的结论是：“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也，而岂天道哉？”

　　这里所说的天道，是人类既有知识之外的未知世界，或者说是始终存在、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红楼梦》里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都道出了人类在不确定性面前作为有限。方孝孺主张用大德获取天道的宽容，这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敬畏，一种自律。而在现代社会，一些文明制度的形成和推广，也有助于我们克服致命的自负。例如市场经济，哈耶克说：“促成了市场经济的知识，其数量之大，是任何一个大脑所拥有或任何一个组织所利用的知识都无法相比的，这也就是市场经济为何比任何其他已知经济秩序更为有效的决定性原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使人们懂得不能太功利，不能太狂妄：“社会科学试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出现，仅仅是因为许多人的自觉行为造成了未经设计的后果，是因为可以观察到不属于任何人的设计结果的规则。假如在社会现象中除了自觉设计的秩序，未表现出任何秩序，理论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原来，像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这样的人类文明成果，不管是它们带给人类的比较富裕的生活，还是它们帮助人类抵御系统风险的功能，都是一种“无意造成的后果”。惟其如此，我们对自然要心存敬畏，对生活要懂得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