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看《一念无明》的时候，电影院的VIP厅只有我一个人，于是这样孤独地观看别人的困境、又烛照自己的处境，令散场时的我感到格外落寞。

　　电影中患有躁郁症的阿东，作为家中长子，辞职照顾着精神不稳定的老母，后终于饱受折磨、忍无可忍误杀了她，成为社会新闻中的“弑母者”。待阿东一年后从精神病院出来，几乎被社会抛弃。他的父亲黄大海将他带回生活艰苦的板间房中休养，粗茶淡饭，又不失温馨。身为往来内地和香港的司机，他与妻子婚姻不睦，为了多赚钱早年间长期不在家。阿东对父亲当年遗弃家庭的行为耿耿于怀。唯一始终不在场的家庭成员，反而是家中最有出息的小儿子，他去了美国读书后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骄傲地说起小儿子，“他肯定会接我到美国去的”，父亲又跟别人夸口，“香港没有人请得起他”。但实际上，家中重担抛给了阿东和父亲两人，小儿子从未尽过赡养义务，却是父母心中最深的牵挂。阿东的躁郁症复发以后，几近绝望的老父亲给小儿子打了个越洋电话，小儿子认为哥哥的脱序行为使他遭受舆论的压力，希望父亲尽快将他送回精神病院，他也在电话里劝父亲去养老院生活算了。父亲狠狠地往地上砸了打火机，后又迷惘地问：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判给别人去做吗？

　　如果我们要讨论“孝子”，就会想到《论语》中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但时至如今，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凸显，父亲与母亲的形象已经越来越具体，家庭内部的道德问题，也演变为日益复杂的纠结形态。譬如说，如果父亲失忆了怎么办，上海作家薛舒的非虚构作品《远去的人》、于是的小说《查无此人》说的都是父亲在病痛中一点一点将所有事遗忘的故事。又譬如，年迈的父亲与母亲若患有精神病，子女又该怎么办。这些问题除了将家庭内部搅得鸡犬不宁之外，也勾连着社会资源分配、情绪问题、歧视问题等等复杂的外部议题，残酷地考验着现代人的智慧与耐心。

　　“逆子”弑父弑母的故事我们听得多了，如凌濛初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三中的故事“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一则说的是松江府城有一富民姓严，三十岁上得子，百般宠爱，不想这儿子长大后好赌，不顾父亲劝阻打落父亲门牙，还被友人咬去耳朵污蔑是自己父亲咬的。另一则说的是不孝子媳不愿给母亲买棺材，还误以为父亲是夜贼将之砍死，后遭报应的故事。不孝应该受到谴责，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很复杂，如果是“孝子”弑母呢？这中间的苦涩与心酸，往往更接近我们普通人会遭遇的伦理困境。

　　2012年台湾嘉义县有一男子长期照顾久病的母亲，身心俱疲，竟心生杀死母亲的念头，他拿电线勒死母亲后，伴尸许久，后到警局自首。事发后，家里的姊姊都原谅了他，令他痛哭失声。而《一念无明》中的母亲，不仅故意烫伤、暴打看护、照顾她的大儿子，还频繁地羞辱和折磨对她最好的人。从始至终，无论是父亲，还是弟弟，都没有责怪过阿东，唯有阿东为自责所折磨，折磨又成了病魔，令他一点一点丧失了健康。

　　电影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是父亲看到阿东突然心情很好，自己也跟着开心了起来，他在极其狭小的家里一颗一颗吃花生米，惬意得仿佛忘记了自己为了防范儿子在床下藏好的斧头。他还真心实意地等着儿子说要给他买夜宵。这种沉闷到极致中，轻微如羽毛的快乐，反而令人格外动容。

　　影片末尾，父亲与阿东被邻居们赶走，两人沉默地坐在湖边。一个会对儿子坦诚说“我没用”的疲惫父亲，一个会对父亲说“你偏爱弟弟没关系，你现在补偿我还来得及”的耿直儿子，他们就这样仿佛被世界抛弃了，有怨、有怒、有泪水，更多的是忍耐。要当个混蛋很容易，甩手不管就可以了。但要当个不那么混蛋的凡人，却十分辛苦。要赚钱、要治病、要力排众议、要你欠我、我欠你地同舟共济。

　　凶暴何当逆自亲？总有太多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