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如在三十年前提出，知道其人其文的实在屈指可数。但是，自从罗孚先生主编的三大卷《读书随笔》问世以后，书话家叶灵凤的大名就在内地读书界不胫而走。而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深入，作为“创造社小伙计”、具有个人风格的小说家和散文家的叶灵凤的文学史地位，也逐渐得到了确立。时至今日，叶灵凤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

　　然而，综观叶灵凤多采多姿的文学生涯，其实还有一大段虽已不是空白却仍存在盲点的时期，那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定居香港的叶灵凤。我这样写，不是说叶灵凤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那是十分明确的，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回内地观光，并且参加国庆观礼，就已说明了一切。我是指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有许多作品不为研究者所知晓。

　　1949年以后生活在香港的内地作家，就数叶灵凤和曹聚仁、徐訏三位笔耕最勤，成果最多。何况叶灵凤涉及领域特别广泛，除了早已为人称道的书话创作，还包括了香港史、香港风物志、中外性学等等。他还继续写小说。叶灵凤当时不但长期主编《星岛日报·星座》，而且为香港《新晚报》、《文汇报》等多种报刊杂志撰写专栏，最有名的专栏是“霜红室随笔”。这些专栏文字数量惊人。叶灵凤的《文艺行脚》很值得注意，这组文字写叶灵凤1957年10月到访北京的所见所闻，沈从文陪同观赏湖南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阿英陪同逛琉璃厂等等，以较为客观谨慎的笔触写出了一个香港文化人在1957年这个特定的年份里对内地文艺界状况的片断观察和感受，为那个时代留下了难得的一鳞半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