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袁岳已经很久，但每次见到袁岳，总有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迎着真诚的笑容，握着厚实的大手，我怎么也不会相信，站在我眼前的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魁梧、健硕、敦厚，岁月似乎只是与他擦肩而过，难以掠取他肌体和血液里深藏的军人的神韵和气质。

　　袁岳是个兵，是个老资格的兵。早在1946年解放战争的大幕刚刚开启时，血气方刚的袁岳就参了军，尽管是文艺兵，但在战役频仍、烽火连天的岁月和50年代守卫海疆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就是行军、打仗、演出，昼夜劳顿、生死难卜，锤炼了他的体魄，也铸就了他的意志，更让他从骨子里储存了军人的丰富情感和无上荣光。他的这份生活体验和情感积累，也成就了他的演艺事业。从苏南军区文工团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从舞台到银幕，他一路走来，紧紧陪伴他的就是不同的兵。他因兵而与艺术结缘，也凭借艺术而使他的兵形象大放光彩。1964年，一部《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电影，让全国人民认识了他。“赵大大”这个成功的银幕形象，给了他一生都无法消退的光环。媒体的追捧、观众的赞誉、领导的接见，鲜花掌声曾经令他激动、兴奋；但他没有陶醉，没有忘记自己是谁，将这一切视作过眼烟云。几十年来，萦绕他心头的始终是“兵”，他无法忘却自己是个兵，他无法忘却那些在战场牺牲的兵兄弟，他也无法忘却那些默默无闻守家护国的兵战友，更无法忘却他曾经塑造的“赵大大”这个“大兵哥”。银幕上的他一身正气，演绎了一系列书记、老干部的形象。生活中的他，一位离休老干部，一个普通的人。他，不搭架子，不讲做派，言谈举止，举手投足，还是一个兵，还是那个“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大大。

　　“大大”特爽。他说话“炮筒子”，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铆是铆，喜欢“直射”，不打官腔，一语中的。话音虽高，但不伤人，也不咄咄逼人，流泻的是真诚。

　　“大大”特省。他生活低标准，粗茶淡饭，布衣简装，一点不讲究。无论参加什么活动，他不会提任何要求，吃住行随大流。他保持着良好的习惯，准时按点，有板有眼，朴实得就像看门的大爷。

　　“大大”特讲组织性。只要是组织交办的活，一定不讲条件认认真真完成。离休后他依然故我，无论是电影厂还是电影家协会，抑或某个单位某个机构，请他参加正儿八经的活动，他从不拒绝。在人们眼里，他是明星，在他自己心中，他只是一个兵。他喜欢讲南京路上好八连，讲《霓虹灯下的哨兵》，讲出演赵大大的创作体会，讲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家里宴请他们的情形，讲受毛主席三次接见的经历，言语间充满着当兵的自豪。每次在观众面前出现，他最习惯最标准的动作就是挺胸收腹送上一个军礼。

　　“大大”特懂普通百姓的心，凡是能和观众交流的机会，他从不放弃。那年，上影参与组织“文明礼仪伴我行交通”活动，要组织一批志愿者去南京路向行人宣传交通安全，和南京路有着特殊感情的袁岳积极报名，踊跃参与，顶着酷暑挥着小旗在路口站了一整天，又累又渴，不过“赵大大”的出现受到行人的关注，他的演示和讲解自然也就产生了“明星的特殊效应”。世博会期间影协在万达影城举行迎世博电影惠民活动，请他和观众见见面讲讲话，他没说二话，

　　起了个大早，赶到五角场，非常诚恳地融入观众中，那些上了年纪的老观众见到心仪已久的“赵大大”，手拍疼了，眉毛笑弯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黑不溜秋”的当兵的，只要人民需要，只要组织有令，他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他说，这是革命人的职责。是啊，“革命人永远年轻”，难怪我们的“赵大大”总是那么生机勃勃，充满青春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