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此事，内地人大抵有两种心态。一是兴奋且备受鼓舞，同是华人世界，香港廉洁如斯，内地也应完全可以做到；一是不以为然，不就是出访时住得好一点、吃得好一点吗?不贪不贿，堂堂行政长官，何至于鞠躬自责?

　　显然，内地人是在以身边的所见所闻比照曾荫权的所作所为。不要说正常公务中的膳宿标准如何自行其是，就是那些假公务之名的游山玩水、吃吃喝喝，也早已司空见惯，没多少人当回事了。与此相比，身居特首高位的曾荫权，在正式出访时住标准高一点的套房，算多大个事呢?

　　在香港民众看来，偏偏容不得丝毫含糊。从事情发端可以看出，曾荫权似也不是明知故犯，非要贪图享受、挑战民众心理。一有质疑之声，马上“拜托”香港利益冲突独立检讨委员会与审计署进行调查，直至全盘接受调查结论、向公众致歉，都可以表明，曾荫权很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犯事。

　　曾荫权知错认错，固然与其政治品格有关，但更起作用的恐怕是权力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权力理念很清晰、权力边界很严格的情况下，权力不容有半点的悖逆之举，即使是最高行政长官也不能例外或享有特权。

　　官员廉洁奉公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本事再大，行政智慧如何了得，失去廉洁这一条，民心失分就会是致命性的；公众就会认定，你的本领与智慧不可能用来为他们办事谋福利。

　　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都说明曾荫权的道歉产生于健康的权力生态。位居权力之巅，却可以被下属部门调查问责；没有“一把手”之威严，没有“一支笔”之豪气，连自己公干的住宿费也不能顺利据实报销。

　　强烈的公帑意识，让香港人盯紧官员的公款支出，违规超标多花一分钱，也视为对大众权利的剥夺，也是对权力授受主体的轻慢。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曾荫权的超标花钱之举，也就势必在劫难逃。为什么超标，必须有一个交待；不检讨，不道歉，你就过不了这个坎。反观内地有些官员，虽也有慎待纳税人权益之说，但实际上多以吃大户心态对待公款消费，奢侈浪费，贪图享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恐怕根本原因还在于，民愿无以实现有效的表达，官员则顺势放纵物欲之乐。

　　调查在任特首的公务费用，还有一点值得肯定：不姑息，不扩大，是什么问题就处理什么问题。立法会的定性是“没有理据”的费用超标，也即够不上腐败罪行的刑事追究。道歉之后，特首还是特首，照样履行公职，未见影响社会稳定。对曾荫权，是很及时的警诫，对后任者，是很生动的劝谏与震慑，对所有为官者其实是很好的爱护。让他们得以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走向蚁穴不塞、大堤必溃之覆。　　长江日报(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