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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与胡风的一世交往(上)
方朔
■萧军、萧红的“美丽照”
■胡风、梅志夫妇合影
  ◆方朔

  萧军与胡风1935年初在鲁迅身边相识,50多年历经磨难,二人保持了至死不渝的友情。世道沧桑,追溯往事,展现天地间的人性、良知、真诚和勇气,颇值称道。

  “三十万言”原稿事件的考验

  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送了一份《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谁也未曾料到,这“三十万言”几乎毁了他后半生。聂绀弩为胡风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句“三十万言三十年”,可见其“分量”。 

  1955年1月12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向中央报告,提议印发胡风“三十万言”当做“反面教材”,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一时间,北京报纸上批判胡风的调子越来越高,在中央追查胡风“三十万言”原稿时,发现缺少两部分。当问及胡风才知道,在萧军的家里。 

  这对当时萧军的一家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 

  萧军与胡风相识于1935年初。鲁迅先生第一次宴请萧军夫妇,就是以胡风夫妇孩子满月的名义。胡风年长萧军5岁,由相交到相知,莫逆一生,二人都是当年鲁迅逝世的守灵、抬棺人。 

  1955年初,身在北京的萧军还戴着1948年东北局宣传部给戴的“反苏反党反人民”帽子。他在哈尔滨办《文化报》,受到政治迫害。1951年萧军从东北来到北京,东北局不给转工作关系和供给关系,为此他一大家子人生活非常拮据。 

  胡风1953年由上海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编委、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全国人大代表。萧军当时住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西海北楼鸦儿胡同,与胡风家相距不远,两人时常往来。1954年9月,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再版,11月长篇新作《五月的矿山》出版。不久,《五月的矿山》受到有关组织的批判,成了“毒草”。但这并没有影响一向志同道合、肝胆相照的两人往来。 

  侠肝义胆的萧军很为胡风担心,时常在夜晚独自来胡风家看望。有一天,萧军对没经历过延安整风运动的胡风讲了延安当时的一些情况,也讲了自己这些年来以言论政受挫的经验教训,直言不讳地对胡风的一些做法提出劝告。 

  胡风为了让朋友详细了解自己坚持的观点和主张,将写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两部分原稿,拿给萧军让回家细看。萧军还未来得及把原稿看完送回来,北京报纸上已将原来批判的“胡风集团”定性为“反革命”。 

  这时,胡风顾不上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心,担心的是萧军因为看了自己的部分原稿,受到政治牵连。就在胡风既不敢让人取回,又不敢去信告知之际,《人民日报》先后连续发表了3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和编者按语。许多社会知名人士纷纷争相表态,与胡风彻底划清界限。谁有异议难免遭遇不测,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吕荧就因在全国文联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没有推波助澜批判胡风,反而说“是思想问题,不是反革命”,随之被打成“胡风分子”。 

  胡风于1955年5月16日在家中被人带走。萧军当然知道“窝藏反革命材料”的严重后果,因为在《人民日报》公布第二批材料的“编者按”中,已经提出严厉警告:“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的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萧军却安然不动,他在任何危难甚至生死关头,从未对朋友“反戈一击”、“落井下石”,更不做卖友求生的事。笔者的父亲方未艾与萧军1925年相识于吉林兵营,萧军写了一首订交诗:“男儿处世要天真,莫作登台傀儡人。疑友莫交交莫弃,相怜不过慰风尘。”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两人无论遭遇如何坎坷,神交60余年,始终未变。 

  难怪萧军在事过10年后的1965年,见到胡风夫人掷地有声地说:“我准备好了。他们如果因此来抓我,我是要用武力对抗的。我在书桌上放好一把刀,我要告诉他们杀了我全家才能抓走我。”这就是行伍出身的萧军! 

  了解当年社会形势的人都知道,在空气都浸满“政治斗争”的年代,无论身居何职位,一旦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轻者“戴帽”、管制、教养,重者入狱劳改、家破人亡。就在这样的时刻,胡风夫妇被押受审时,谁都没有为了自己“立功赎罪”,“检举揭发”萧军与自己的往来。夫妇俩一再异口同声地向审讯人申明:萧军事先并不知道写报告的事,更没有参加过任何意见。看原稿只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 

  后来,北京市委通知萧军将胡风的那两部分原稿交上听候处理。萧军丝毫没有为了洗脱自己,把一切责任推给胡风,只是写了一份事实经过,在家里等候命运的安排。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那个年代竟然在朋友的真情中化险为夷! 

  见证历史真情的信件 

  当年,谁和胡风通过信,都要主动交代,否则查出就是罪过。多少人在胡风问题上,遭遇了人生劫难,也有许多人在胡风问题上卖身求荣。与胡风通信往来的一些社会名流,先后将胡风的信公之于众,向中央表忠心。或无中生有、上纲上线、痛心疾首,发表大批判文章。历史无情,这些人到头来在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谁也没有逃脱了厄运! 

  萧军和胡风一生,谁都没有留下让自己或让对方,终生追悔莫及“遗憾、忏悔”的事。萧军与胡风的通信,最早始于1938年2月7日抗战时期的临汾,止于“文革”后1980年3月11日的北京。现存的萧军给胡风信60多封,胡风给萧军的信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7封。 

  萧军经历过延安整风,他对今日面对面称兄道弟、推心置腹,明天在压力下痛哭流泪、洗心革面的人,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公开为受政治迫害的王实味鸣不平。当王实味提出退党,萧军闻讯后见到毛泽东说:“王实味究竟是怎么回事?听说他要脱党,是不是影响不好?”毛泽东说:“这事你别管。”萧军说:“我并不想管,我又不认识他,有一个朋友叫我来管管!”毛泽东说:“听说王实味有托派嫌疑,正在调查,这件事你不了解,你最好别管。”萧军还是要“管”。日后,他将王实味写的一封信,转交给了毛泽东并附上自己的一封信。 

  萧军女儿萧耘、胡风女儿张晓风在编辑父辈通信集时说,保存下来的这些信件,是父辈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日军的炮火,而不愿丢弃的这份真诚,是冒着被抄家批斗的危险,仍不愿毁掉的这份勇气!萧军在三四十年代给胡风的这些信件所以能保存下来,是公安部门从胡风家中抄走幸免留下来的。否则,也可能毁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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