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本加走得越来越远了。不过，在他的人生路线图上，青藏高原上的家乡反而越来越近了。

　　今年秋天漂洋过海赴美留学之前，21岁的藏族学生豆本加对母校天津理工大学的老师说：“我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我回来也不会到大城市，我就要回到我的家乡。”

　　年纪小但“最强大”

　　4年前，豆本加入学时，迎接新生的老师们发现，他嘴里的每个汉字都像是“蹦”出来的——后来豆本加告诉他们，听课“跟听外语一样”。

　　这个孩子没有带足学费。豆本加的辅导员、自动化学院分团委书记张涛带他走了面向经济困难学生的“绿色通道”——豆本加4年的学费和住宿费来源于国家助学贷款。

　　张涛记得很清楚，申请贷款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生于1991年，当时未满18周岁。

　　那时大家尽可能帮助这个年纪小、家境差的孩子。谁也没想到，后来他成了学生中“最强大的一个”。

　　在天津理工大学，宿管员对那个每天出门最早、回来最晚的藏族学生印象深刻。宿舍早晨6点开门，这也是豆本加固定的外出时间。

　　豆本加后来申请了勤工助学岗位，在自动化学院分团委担任学生工作助理，可获一定报酬。在老师们的记忆里，别的同学偶尔会迟到早退，但豆本加近乎刻板地守时。

　　他的进步也“非常惊人”。一个学期后，尽管仍做不到高谈阔论，豆本加已经可以顺畅地与人交流了。

　　他大一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每个学年都获得了奖学金。加上每年2500元的国家一等助学金以及勤工助学补助，他已可以自立。

　　系主任黄孙伟对同事们赞叹，如果同学们都能像豆本加这样学习，学风就会大不一样。

　　为他献上了哈达

　　“他似乎每个假期都完成一件事。”自动化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院长苏荣华告诉记者。

　　入学半年，他向学院团委提出，希望为自己的中学母校贵德县民族中学募集一批书籍，让学弟学妹们“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一些学生失学的原因是出于观念而非经济的落后。1500余册书很快筹到了。

　　这是豆本加回报社会的开始。接下来的寒假里，校团委要求每名学生利用假期开展社会调查。新学期开学，豆本加交来一份20多页的报告。豆本加说，自己当时想过，对社会的调查就从“生我养我的那个藏族小村庄”开始。

　　这个名叫岗塔村的村子坐落在海拔3500多米高的山岗，只有30几户人家。村里的灌溉用水依赖一条600多米长的土筑水渠。简易的水渠十分脆弱。在岗塔村，男人多半外出打工或放牧，看护水渠的主要是妇孺。包括豆本加在内，村里几代人都有过熬夜看守水渠的经历。几个同龄人因此耽误了学业，渐渐辍学。

　　在《关于在岗塔村修建一条水泥管式水渠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中，豆本加特别指出，这条水渠将有助于提高当地孩子的入学率。

　　豆本加向长辈们表示，自己“回学校后想想办法”。谁也不敢相信这个孩子真有什么办法。

　　豆本加在网上传播他的报告：“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请你帮助我。如果你也没办法，请替我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

　　通过一个名叫“乡村之友发展促进会”的非政府组织，这份报告最后被送到了新西兰驻华大使馆。2009年10月，在新西兰驻华大使馆的帮助下，豆本加的计划得到了45900元的无偿支持。当他通知村里，人们已经忘记了此事。

　　兴高采烈的村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修完了640米的水渠。这年寒假，豆本加回家过年，人们争相来道谢，为他献上洁白的哈达。

　　做事周全超长者

　　在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假期社会调研后，豆本加提出了另一个不可思议的设想：为家乡浪查行政村的4个自然村购置一台大型收割机。

　　这次，他通过天津当地媒体呼吁筹款。他看中的联合收割机价格为103850元，享受国家购机补贴30%，只差72950元。

　　很多人表达了捐款意愿，可豆本加在款项达到65000元的时候就停止了募捐，“多了不要”。他坚持主张，其余费用应由乡亲们分摊，这样他们会更加爱护这台机器，也会更加珍惜别人“看似来得容易”的爱心。

　　他还亲自为这台收割机测绘了一条在山上行走的通道。

　　回忆此事，张涛对记者感慨，豆本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他做事的周全，超出了很多长者。

　　清楚责任有动力

　　豆本加还曾拜托张涛为自己介绍认识电力方面的教授。他计划为家乡设计小型太阳能发电装置。毕业之前，他告诉老师，实验装置已经可以为牧民帐篷照明和手机充电。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电气工程师。这个理想，是他在服务社会中逐渐明确的。他发现有些地方草原退化严重，牛羊减少，牛粪等燃料越来越缺，村民们担心能源问题。

　　“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和目标。”他说。在张涛看来，豆本加拥有“强大的内心”，这是很多同龄人缺乏的。　

　　中国青年报(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