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已经抓住了她一只手臂，并扭到了身后。情急中，她快速地用另一只手，将衣袋中一个记载抗日工作的小本子拿出，趁着夜色，悄悄地把它扔在路旁的草丛中。扔掉它，就扔掉了机密。她开始无牵无挂，淡定从容起来。

　　她被捆绑着，带到日军据点。

　　1940年，不愿做亡国奴的赵衡，放弃了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学业，瞒着父母及家人，与同学一起来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那年她只有18岁。1941年，鬼子对新四军所在的盐阜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赵衡所在的服务团化整为零，分散到乡下打游击。在这次鬼子突袭中，赵衡因来不及撤退而被捕了。

　　敌人对她的审讯毫无结果，因她已将那小本子扔掉，又改名换姓，编造身世忽悠了鬼子。

　　几天后，她与前期被捕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三十二人，被鬼子押上一辆汽车，送到位于苏中的日伪军“明德义塾”关押。所谓的“明德义塾”是鬼子与汉奸勾结开办的一所学校，通过精神“感化”来收买人心，培养奴才，以达到日寇“以华制华”的目的。赵衡他们三十三人，大多是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被日伪认为是一些误入“歧途”，可以“感化”的对象，送到这里进行所谓的“感化”。

　　他们失去了组织，但又很快自发成立了专门对付日伪的中心组。“保持民族气节，坚信抗战胜利。灵活策略地对付日伪。”成为他们的宗旨。

　　“明德义塾”开始给他们上“和运课”，即所谓的精神讲座。“老师”走上讲台，扫了他们一眼后，便开始发表“演说”，讲得正酣，大家开始发问了：“南京汪精卫政府有没有贪官污吏？”“和平军（即伪军）有没有杀人放火？”“为何日军到处杀害中国老百姓？”突如其来的连续反问，让这个“老师”张口结舌，尴尬无比。只得草草收场。他跌跌冲冲离开讲台，十分狼狈，从此再也没有露面。

　　第二次“和运课”，换了一个日本人讲课。“老师”在上面讲，下面纷纷叽叽喳喳开小会。课后，大家一同到所谓的校长那反映：老师讲课我们听不懂。此后，被日伪认为最能“感化”的所谓“和运课”便一蹶不振，更不用谈有什么效果了。

　　音乐课教他们唱日寇的《大东亚进行曲》。“老师”十分卖力地教唱，然而，他听到的却是既嘈杂，又混乱的声音，各人各唱各的调，有高，有低，还有走调的。弄得“老师”无言以对。

　　日伪挑选了几个体格较好的同学，要他们参加南通中学生运动会，以此宣传“优待俘虏”。这些同学就开始“犯病”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腰痛，再就是感冒，浑身无力，饭也不吃。这下日伪又傻眼了，只得息鼓作罢。

　　这样的明争暗斗持续了两个多月。

　　最后，日伪无计可施，大概是认为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娃娃，翻不了什么大浪，便将他们做了安排。家在当地的，可以来探望或取保释放。这样，他们与地下党就有了联系的机会。一个逃离计划悄悄在拟定。

　　经过仔细研究，出逃定在元旦，这时日伪忙过年，无暇顾及。元旦前夜，赵衡几乎彻夜未眠，就要行动了，抑制不住激动，她反反复复在思考必要的准备和应付。元旦早6时，赵衡他们起身，蒙骗过日伪哨卡，一路快速行军，一日滴水未进，终于在星斗满天时到达新四军驻地。

　　握着同志们的手，他们大哭起来，狱中斗争数月的孩子们终又回到母亲怀抱，回到了抗日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