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卢安克的反馈回来了

　　每隔半年，卢安克都往相关的教育部门寄一次他的研究成果，但没人理他。

　　到2006年，卢安克已经改变了一些乡村的生活。这个改变不是翻天覆地的，而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细微变化。比如他让小学生参与为村里设计几条乡村道路并开始修建，师生共同完成一部纪录片的拍摄等等。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在一旁围观，慢慢地觉得有趣，然后再小心翼翼地加入进来。

　　这些都是卢安克的教育实验，村子没有因此富裕起来，卢安克也说：“我不是来扶贫的。如果只帮他们赚钱回来，村里得到的变化只是：不用再那么辛苦地从早到晚干活，以前的生活任务没了，可能赋予生活意义的新的任务又没有。结果，他们的心里会越来越空虚和不健康。”2006年底，有人推荐卢安克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节目组拿着他的材料有点无所适从：他的作为是不是“感动”？

　　争论分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包含了陈镭和一部分编导，他们认为：作为个人，卢安克是精彩的，他的生活方式、目标和实践方式都让人内心一震，让我们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价值产生怀疑。但是他和中国并没有太多关系。他是在中国工作，并付出努力，那也是机缘巧合，他可能在非洲、南美或者中东任何贫穷落后的地区，他专注的是教育如何改变人，而不是如何改变中国人。另外，陈镭老师还有一个考虑：卢安克的人生虽让我们感动，但并不能感动所有中国人，因为，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价值取向、太过另类的生活方式，不一定能被所有的中国人理解。我们不确定，他是否能让人直接产生感动。

　　而另一个阵营是樊馨蔓和其他一些编导策划们，他们并不否认陈镭的看法。但也坚持：这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了中国人相当的影响，这是事实。再者，新的人物、新的情感或者新的价值观，在开始的时候总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如果这个方向和《感动中国》的价值观是相符合的，那么不管多么小众，也应该放大他，让他影响更多人。

　　这场争论硝烟弥漫，反对派以陈镭为首，强调卢安克和中国的关系，讨论《感动中国》节目的功能和传播现实，接下去轻度指涉赞成派属于不成熟的文艺青年，把别人的个人理想一厢情愿配上民族情感。而赞成者则说反对派心存窠臼，以现实的理由扼杀新的价值取向，阻挡一个新的形象可能给节目带来巨大变化的潜力。

　　卢安克是否符合《感动中国》的标准？争论进行了很久，却没有结果。渐渐地，大家发现，节目组对卢安克这个人的了解还是碎片式的，还没有人深入细致地接触过这个人，而接触过他的人所提供的信息，是非常个人化的，和“感动”这个词很难挂钩。

　　朱波一边听大家的争论，一边翻看卢安克的资料，他注意到两个细节：一，卢安克的教育路线，有一个从城市往乡村发展的过程；二，卢安克教育和陪伴的，是一群孤独的留守儿童。这种对比很有意思，留守孩子的父母，为了生计抛下家园和孩子，去城市讨生活，而一个从繁华都市来的外国人，却逐步往更穷更偏的大山里迁徙，最终扎根山村教育。

　　不管卢安克的价值观是否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但他关注留守儿童献身教育的行为，本身就挺令人感动的。朱波有了主意。他让争论停止下来，提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我们派摄制组去采访卢安克，和他深入接触一下，同时问问他对‘感动’是怎么看的，他觉得自己能不能感动中国。”

　　可摄制组还没来得及出发，2006年《感动中国》候选人的资料刚刚挂到网上，卢安克的反馈就回来了。

　　他被自己突然成为《感动中国》候选人这件事吓坏了，给节目组写了封信，请推选委员们千万别选他。他说，我很害怕去感动别人，请你们别选我。我不想感动中国，只能是中国感动我。

　　这个德国人非常客气地解释说，自己只是想进行一些研究，最需要的是安静地和孩子们相处，外来的荣誉或者物质太多，会改变孩子们的心态，也改变他研究计划的环境。留在乡村做教育研究只是一种个人行为，他不愿接受采访，不愿大张旗鼓地宣传，担心这些会影响他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