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问篇载：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此章无需注释，意思十分明白：贫穷而没有怨气，很难做到；富贵而不骄傲，相对容易做到。

　　愚以为，孤立地看待此章，孔子只是描画了当时的一种社会现象，或者说一种人生状态。应该说，其中并无明显的价值判断。过了差不多两千年，元代一位学者说：“察天下之贫者，万中实无一二无怨；观天下之富者，十中须有二三无骄。以此推之，足以知无怨为难，无骄为易也。”（《论语集释》）此种现象或状态，于今亦然。谁都见到、听到绝大多数穷人多怨，怨天，怨地，还怨命，怨政府，怨领导，也怨自己；许多富人不骄，始终兢兢业业，谨慎前行，乃至发悲悯之心，做慈善之事。

　　为何如此？孔子未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最基本的缘由。比孔子早一百多年的齐相管仲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此语流传甚广，引用又多。它道出一个朴素的真理：吃饱饭是第一位的。对饿肚子的穷人来说，不解决吃饭问题，而大谈荣辱和礼节，大谈道德和修养，毫无意义。占社会大多数的穷人（几千年来到目前为止，一直如此），或生活困难，或心中不平，而有怨言怨行，实在是自然而然。富人拥有丰厚的金钱和物质财产，衣食无忧，不仅无忧，而且光鲜，于是不管是出于他们内在的良善之心，还是出于外在的社会要求，做到无骄，相对容易得多。

　　管仲所言之理，孔子当然知道，他有博大的胸怀和深刻的思想，何尝不希望人们都富裕起来？但那只是一种“小康”进而“大同”（《礼记·礼运》）的理想，不要说孔子之时，就是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也远远没有达到。

　　有个问题必须厘清。民众之怨与个人之怨不可简单相提并论。民众之怨是大多数人共同情感、意愿的一种表达，反映的是整个社会问题，所以成为社会某种变动的前奏曲。个人之怨缘由可能更复杂，但其社会意义却极简单，甚至许多个人之怨并无多大社会意义。分析“贫而无怨难”，亦必有民众贫而无怨难与个人贫而无怨难之别。

　　或许，孔子想说的是个人贫而无怨。他劝告弟子们秉持“无道则隐”（泰伯篇）的信条，退到独善其身，追求个人的内心平静，以及保全自己的信仰和志向。因为，怨气、怨恨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对自己身心有损。

　　一个人做到贫而无怨，自然很好，但还不够。学而篇载，子贡问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事实上，子贡认为这已是修养的最高境界。孔子回答他：“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穷而有骨气，不谄媚，不奉承，已经值得充分肯定，但还只是“君子固穷”（卫灵公篇），而“贫而乐”已超脱于贫穷，已无贫富之心，其精神已处于形而上的境界。孔子众多弟子中，只有颜渊一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篇）。

　　贫而无怨难，贫而无谄亦难，贫而乐最难。虽难，毕竟可以达到。有志者去做就是，不必在意外界的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