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我愈来愈远了，我对他的思念却愈来愈浓。前不久，我到上海探望小孃孃，重病中的她见了我潸然泪下，她说，我再也见不到你父亲了，希望下辈子还有这个亲哥哥。随后我去了爷叔家，曾担任过上海体操队教练，柔情铁骨的他，提起我父亲，也不禁老泪纵横。我没想到一生情感内敛不善表达的父亲，会这样受到他弟弟妹妹的崇敬和关爱，在上海，我的另外两位孃孃，还有两位曾任企业高管的姑父，对我父亲也都称赞不已。

　　我父亲的弟妹们，都在上海安家立业，现今生活丰裕安逸。偶尔想过，父亲若一直在上海，或许我今日也如姑、叔的后辈们一样，成为说着软软沪语、穿着精湛配搭衣装的阿拉“作女”，或成为如表妹那样优雅的白领。但是我的父亲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离开上海，来到安徽。那时期，沪上号召支援内地建设，安徽又特别欢迎技术人员，父亲就积极应召，自愿来到安徽芜湖，参与扩建当地空白的产业玻璃厂。

　　我对于父亲最深的印象，是他对工作的恪尽职守，无论是最初在厂里当技工，还是后来进科室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他都是一个工作狂。白天上满了班，晚上饭碗一丢，还要回到车间、科室呆上两小时，他的心思全扑在工作上。自从他告别生养之地上海之后，从青春到盛年，直至壮岁暮景，他的荣辱忧喜，他的衣食生养，都与这家工厂紧紧关联。工厂随着他的岁月流逝，从简陋到壮大，后来成了市里以至全省知名企业。父亲只是工厂普通一员，但他一生以厂荣为荣，他喜欢并享受着那份工作，对上级给予的荣誉总是常怀感恩之心，他在厂里销售部门工作时，从未给自己家庭哪怕谋过一针一线好处。上一辈人的情感，我一直疏于了解，厂方和同事给予他高度赞誉，我也没有十分留意。父亲不善言谈，很少与我们交流，作为他的子女，在幼时到青少年，在上学读书的长长年月中，我总觉得没有感受过他的舔犊之情。

　　只是，在父亲七十多年的人生中，唯有让我难忘的一次，是我从下放农村调回城里那件事。当年，父亲毫不迟疑地让我和两个弟弟都下放到农村，后来，我是按政策“三调一”才得以回城，而回城进什么单位却要各显神通。曾经是父亲的一位上级在市里管上调知青分配，厂里同事说，你的几个子女下放都没有找人，现在女儿调回城，你也该去问问。记得那好几天，父亲下班回家吃饭，总不时看着闲在家中的我，欲言又止。终于在一个厂休日，他把自行车推出家门，喊上我，让我坐在车的后座上。父亲骑上车载着我一路前行，他在一个机关大门停下，我下车后，他才告诉我，是为我工作的事找人，他让我在门外一角落等他。记得没过多长时间，父亲出来了，神色有点黯然，只低声对我说一句：轮上我说话了，却没好开口，求人不如求己啊……我重新坐到车的后座上，回家的路，父亲骑得快多了，我坐在后面，怯怯地牵着他的衣裳，在我记忆中，这是我们父女之间，绝少有的肢体接近，这一次亲情的经历却让我历久难忘。之后，我进了一家不大的工厂，做了几年车工，后来通过报名考试，我才进了一家报社。

　　面对那样尊崇和亲近父亲的上海亲戚们，我作为女儿，只留下一些平淡细节的记忆，我无法向他们讲出更多生动的细节。但这次上海之行，听到亲戚们对我父亲的言谈，我有一些愧疚，更增长了一份对父亲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