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我家是大户。说这个，一点没有阿Q的“我们家先前比你阔多了”的意思。只是因为在票证无处不在的计划经济年代，每个家庭是按人头多少分成大户和小户的。无论是平时每月每旬的油蛋肉烟糖煤，还是过年时的年货，都是按“户型”大小配给的。那时我家三代同堂六口人，属大户。所以，每到过年时，我家去买花生、瓜子、水果糖，以及鸡鸭鱼肉、粉丝、黑木耳等年货，都是满载而归的。但有一年，情况却发生了突变。 

　　那是1974年的元旦，在安徽插队的叔叔突然来信说，过年要回沪结婚了，对象也是上海知青。爷爷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高兴得在屋里不停地走不停地笑。但奶奶开心了没多久，就犯起了嘀咕：“酒水哪能办？酒水哪能办？”晚饭后，家里开起了“紧急会议”，重点议题就是婚事如何办。相对来说，办喜酒还容易点，那时只要肯花钱，不用提早一年半载预订酒席的，大多数人是在住家附近找一家饭馆，每桌20至30元就可搞定。但令全家人头疼的，就是招待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的喜烟、喜糖、糕点、瓜子、花生、红枣、桂圆、芝麻等，由于都是计划供应的，光有钱也买不来。而且，时值过年，像瓜子、花生之类的干货，归于年货之列，是要凭票分大户和小户定量购买的。即使是大户，最多一两斤的瓜子、花生、奶糖，来一拨客人不消半天就一扫而光了，根本不可能应付新婚“喜三天闹三天”的弄堂习俗。 

　　怎么办？还是我爸爸想出了办法——借。“前年3号门里李家好婆的孙子结婚，不就是向我们家借年货的吗？现在我们再去向他们家借，还可以到亲戚家里问他们讨点年货票来。”作为大哥，我老爸当然想把他弟弟的婚事办得体体面面的，所以，当即决定由他出面去完成这一“借年货”的光荣任务。 

　　此时，离春节只有20来天了。第二天下午，爸爸提早下班，带着我一连跑了好几个亲戚家，收获还真不小呢。回家时，我的书包里已经塞进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票证和好几张小菜卡。 

　　我记得，在“借年货”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弄堂7号的客堂间里住着一个姓张的孤老太，是个戴帽的“坏分子”，说是她的男人解放前逃到台湾去了。前年李家好婆的孙子办喜事，就是向张老太借的票证去买了花生。不料，此事被“里革委”的负责人知道了，先是跑去质问张老太为何要拉拢革命群众，继而又到李家去严正声明，不能吃“坏人”的花生。后来，弄堂里的人都知道了此事。但没想到的是，我爸胆子特别大，对我说：“等天暗下来，我们再去7号里借。” 

　　叔叔的婚事，因顺利“借年货”而办得像模像样。而留在我印象里的后续情形是，大约在此后的两三年里，我和弟弟在过年时几乎都没有吃过花生、瓜子、小核桃之类的零食，因为我家的年货票都拿去“还债”了。

　　比起现在对过年的淡漠，那些年曾有很多的温暖，明请看本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