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2月，有传言准备“落水”的北洋老帅段祺瑞（字芝泉），暗中应蒋介石邀请，从蛰居的天津忽然南下上海，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而予居心叵测的日伪当局，却是沉重一击。

　　段祺瑞虽然早已下野，但声望仍极高，他的许多部下还是惟他马首是瞻，一旦他真的上了贼船，或许还会掀起恶风浊浪。因此设法让段祺瑞南下，成了蒋介石的一块心病。当时居住在天津的四行联合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主任、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获悉日本人正在打段祺瑞的主意后，立即致电在上海的密友钱新之，建议由蒋介石出面邀请段祺瑞南下，并由钱新之秘密赴津接洽。钱新之时任四行联合准备库及四行储蓄会协理，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同被称为“金融界四巨头”，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人脉关系极为丰沛。

　　钱新之将吴的看法向蒋介石汇报后，得到蒋的赞同。蒋随即委派钱新之代表他敦请段祺瑞南下。

　　钱新之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赶到天津后，前往段的寓所拜见。钱转告了蒋的问候，并说他是段的学生，等将来国内局势稍微安定后，拟改组政府，请段出任总统，他自任副总统。至于条件，一切从优，可以国民政府名义每月拨给生活费2万元。段的手下亲信，每月也给1000元津贴。段的亲信段宏纲（段祺瑞的侄子）、李思浩等，也已经被钱新之说服，因此都同意南下。

　　段祺瑞本来还在犹豫，是否要离开天津这一是非之地。蒋介石既然谦恭执弟子礼来请他，而且条件优厚，给足面子，于是顺水推舟，答应了蒋的邀请。在钱新之的陪同下，段祺瑞坐火车抵浦口，再由浦口过江抵南京下关码头，蒋介石率众前往迎接，这使得段祺瑞十分感激。段在南京拜谒了中山陵后，乘火车前往上海。

　　1933年1月24日，段祺瑞抵达上海。起先由上海市政府安排，段祺瑞住进武康路的世界学社，不多久，时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也是段祺瑞学生的陈调元，执意要将自己在宝昌路的一座洋房（现淮海西路日本领事馆邸，也有认为是现日本领事馆旁边的上海新村）让给他居住。

　　段祺瑞连家带口住下后，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每日只以读书、诵经、手谈为乐，其时附近还很幽静，花园面积很大，有一块大草坪，段祺瑞常常在清晨绕着大草坪走上一大圈，直到身出微汗才回到屋内。不过前来拜望他的新贵、旧友还是络绎不绝。

　　段祺瑞在上海的生活，仍由钱新之等人照料。钱也尽心竭力，不敢怠慢。段祺瑞发胃病，钱新之请来医生为他诊治，得以很快痊愈。按蒋介石的意思，钱新之每月给他2万元的生活费。钱新之送的钱，都用蒋介石的名义，从不归在自己名下，这就是钱新之的高明处。蒋介石自己在南昌行营“围剿”红军时，还不时通过钱新之来电问候，可见蒋介石对这位老师的确恭敬有加。

　　对于蒋介石如此关照，段祺瑞心领神会，一再对外表示：“救国必须自救，爱国不分朝野。”王揖唐来电要他出山搞华北五省自治，也被他托辞拒绝了。

　　1936年11月2日，段祺瑞因胃溃疡大出血病逝，享年72岁。段死后，国民党政府宣布给予“国葬”待遇。但葬在哪里，却有不同声音，段家的意见，一定要将段的灵柩运往北京安葬，钱新之曾暗中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电称，一切以段家意见为决定。

　　吴鼎昌、钱新之的这一秘密使命，无疑是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在许多历史危急关头，银行家发挥了多重作用，绝非简单局限于经济领域，也绝非简单呈现于透明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