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相对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早的雏形可追溯至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而1880年俾斯麦时期德国颁布和实施的疾病、工伤和养老保障制度则堪称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鼻祖，1948年在《贝弗里奇报告》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国福利国家则奠定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保障范式。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四个子模式: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为代表的北欧模式，奉行高税收与高保障，具有很强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以德、法等为代表的大陆模式，采取社会保险形式，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以英国等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崇尚自由竞争、广覆盖和高保障承诺;以及以南欧等国为主的、注重家庭范围内的相互保障，再分配与社会保障功能最低的地中海模式。 

　　在此次欧债危机中，欧洲社会保障的作用可谓是功过参半。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确实起到了减轻危机冲击、熨平经济波动和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危机中各国普遍通过社会保险、救济制度以及特别补贴计划等维持了公众的消费预期，平缓了波动;大量采用灵活就业和鼓励创业措施，减轻了失业的冲击;同时发挥了社会再分配功能，降低社会贫富差距，维护了社会安定。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彰显无疑。一是巨额的保障支出加重了各国的债务负担，使欧元区国家平均社保比重高达GDP的30.5%，(而美、日均在20%以下)推高了区内各国的公共债务负担，平均高达85%的GDP，希腊甚至超过了150%;其二，高福利支出导致高社保缴费水平、高劳力成本和高企业负担，在全球化压力下使欧洲国家长期竞争力日渐丧失，投资外移，还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研发和教育投入。一句话，降低了欧洲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活力和潜力;其三，随着老龄化的日趋严重，欧盟国家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19%，人口赡养比已经从1950年8:1升到目前的3:1，使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堪重负，加大了危机的应对难度。 

　　综观欧洲四大社保子模式在危机中的绩效(效率和公平)表现，我们发现:危机使绝对绩效总体下降，但四大模式绩效的排序基本未变:北欧模式居首，大陆模式稍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位居第三，地中海模式垫底。从国家来看，德国和爱尔兰成为绩效提升和降低幅度最大的两个极端案例。各子模式之所以在危机中表现迥异，原因有三:首先，各子模式的社保制度的理念、结构和发展战略差异。其次，各子模式所进行的社保制度改革的及时性与深、广度差异。北欧模式与莱茵模式国家良好表现与它们危机前就进行了系统性的全面社保制度改革不无关系。最后，各子模式在危机中的社保应对措施的差异。大陆模式中的德国与北欧模式中的瑞典主要通过降低社会保障税和推行积极的鼓励就业政策，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英国主要的手段放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地中海模式采取的措施则负面效应明显。不顾经济衰退程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降低了公众的工作意愿等。 

　　展望欧洲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景，首先，改革将会延续并最终取得一定成效，因为危机中，必须改革社保制度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而且，欧盟先行国家改革的成功先例也起到示范的作用;其次，改革的趋势将表现为各模式一定程度的趋同，劳动力政策上更注重增加劳动力市场活力与促进就业，通过延长退休年龄和基金积累等应对老年危机;医疗保障政策更重视抑制医疗费用的快速上涨。改革最终进行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各国民众的共同意愿与自主选择。鉴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传统存在一定的差异，欧盟各国的社保体制会有一定的趋同但不会改变四大子模式的基本分野和特征。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建和完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欧洲社保制度及其改革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必须重视社保体制的熨平经济波动，促进再分配和维持社会公正的功能作用，着眼民生，长期来看要逐步完善和建成一个覆盖全民、城乡待遇标准全国统一的社保网。短期则要解决跨地区的社保转移接续问题;同时，汲取欧洲教训，量力而行，顶层设计时要避免不可持续的过度承诺和控制社保缴费率的过度上涨，降低劳力成本的猛增而在全球化竞争中失去比较优势而危及经济增长的风险，目前我国社保缴费率已愈4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再则，要考虑如何增强社保资金的保值增值、有效利用和实现社保待遇的指数化，与物价同步增长，同时谨慎探索推迟退休年龄和实行新人口政策。最后，要通过税收减免等大力推动职业和私人等第二、三支柱社保体系的建立，发展商业保险，使其和社保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