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初期，当时各大银行的放贷，因为一些工商企业不守信用，又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致使呆账坏账比比皆是。张嘉璈、李铭、陈光甫等资深银行家认识到，应该成立一家联合信用调查机构，为银行放贷把关，遂委派年轻有为的章乃器负责筹备。

　　章乃器并未科班出身，但凭借自身的勤奋努力，从练习生逐步升到银行高管，而且好学深思，是上海少有的金融理论家，当时担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的襄理。该行为“南三行”之一，实力雄厚。

　　好事多磨，直到1932年6月6日，中国第一家独立的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正式成立。

　　中国征信所采取会员制，各大银行、钱庄均可加入，章乃器当选为董事长。中国征信所的主要业务是信用调查，包括工商企业、个人的身家、事业、财产和信誉情况等，并将所得资料加以整理，制成报告或出版物，提供各工商企业或委托人参考。中国征信所的成立和运作，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其本身的影响也日益扩大。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兴起，章乃器与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章被选为执行委员。稍后上海各界救国会、全国各界救国会相继成立，章乃器一直是核心人物。救国会参与领导的活动中，最有影响的是鲁迅先生的出殡，由上海地下党安排，经许广平同意指派，四位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和史良扶柩，灵柩上还覆盖了写着“民族魂”的旗帜，游行队伍达五六千人，十分轰动。

　　据章乃器回忆，蒋介石曾召救国会领袖谈话，意在拉拢。蒋介石对章特别客气，说：“我知道你在银行里工作得很好，肯研究问题，有事业心。”谈话后，蒋介石又宴请他们，吃的是西餐，由幕僚长陈布雷作陪。如此待遇，非同一般，但章乃器他们并不吃这一套，回来后继续搞救亡运动。

　　章乃器下笔很快，救国会的文件、宣言，十之八九都由他执笔，往往一边吃饭，一边与人讨论，饭后一篇宣言差不多成文，因此被人称为“宣言专家”。成文后，章乃器直接把宣言带到印刷厂秘密印刷。中国征信所也有一家小型印刷厂，安排不过来的时候，他也会把救国会的宣传品，带到那里悄悄印刷。章乃器是救国会的领导人，又担任着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长，自然而然使征信所成为救国会的一个重要据点。照章乃器的说法，“培养了一批爱国青年，掩护了不少革命干部”。

　　当时上海市长为吴铁城，此人资历很深，也是老同盟会员。因为救国会“闹得更凶”，被蒋介石责骂，奉命也请章乃器等人到市府吃饭谈话，同样不欢而散。

　　事后，他打电话给李铭。李是章乃器所在的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对章的去留有决定权，章也很听李的话。吴铁城威胁说：“你们的银行不应该容留章乃器这样的人；不去掉章乃器，要对你们的银行不利！”

　　李铭当即表示，章未违反行规，不能无故辞退。他与上海浙江实业银行经理陈朵如商量，陈说：“国亡不存，何来个人幸福？”两人均认为爱国无罪，章乃器又是难得的金融才干，但为银行和个人安全起见，不妨先避避风头，送他出国一段时间，一切待遇从优。

　　于是李铭找章乃器谈话，说：“银行决定出钱

　　送你到英国去留学，这里的薪水照发给你家。你到英国去学习三五年回来，那时不但银行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

　　章乃器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还是让我辞职吧。我不能让银行受累，但也不能离开救国会，那是关系国家存亡的事业。”说完，便立即要求办理辞职手续。李铭一再劝说，章仍坚持己意。

　　辞掉银行的职位，也等于辞去中国征信所的董事长职位，因为他代表银行界管理这一征信机构。比较起前者，章乃器更难以割舍后者，事后也或多或少有些难过。中国征信所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又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现在已然成为金融界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他担任的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一职，也被认为是金融界最重要的职位之一，比起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一职，在金融界的影响更大。何况中国征信所本身的事业，正蒸蒸日上，按章自己的说法，“在我的领导之下，它打垮了三家日本人的信用调查机构和一家美国人的信用调查机构，成为全国独占的事业”。

　　尽管如此，章乃器没有犹豫，当场在银行内将辞职手续办妥，连家里都未来得及通知一声。消息传出后，一时社会上有“章乃器自掉金饭碗”之说，许多朋友连叹可惜，要知道这两个职位的薪水多么丰厚，而更多的人却击节赞赏。确实，中国近现代史上少了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却多了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并最终成为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的主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