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灾之外还有天灾。1917年的大水灾波及中国十几个省，其中北京和直隶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以致灾民们“田禾淹没，颗粒无收”。直隶督军曹锟、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都致电上海，要求中国红十字总会展开救助。副会长沈敦和亲自北上主持救灾，红会一面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募集捐款；一面准备治疗痢疾、疟疾等疾病的药物运往灾区。红会还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实施救灾，召集北京附近12个县的难民2万余人修路，一个人每月可以得到五元工钱，另外还给棉衣一套。对于这项花销，美国红十字会给予了资金援助。 

　　1918年2月，广东潮州等地发生地震，有十分之六七的房屋坍塌。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向红十字会上海总会求助，沈敦和闻讯后即拨款2000元，然后一面让汕头分会在当地募集善款，一面以总会名义登报募捐。也是在这一年，浙江的宁波、绍兴一带发生瘟疫，有的地方甚至“十室九空”。红会命医疗队携带“济生丹”3000瓶到灾区，治愈了数千名患者。 

　　对于外国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如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上海红十字会捐助白银2万两；1919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大量难民，中国红会捐助旧军衣1500套和白银7700两。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即派出救护队赶赴灾区。事后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团来华答谢，称“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特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 

　　中国红十字会当年信誉卓著，筹款相对容易。周秋光在《红十字会在中国》一书中列举了红会经费的七个来源，即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会费、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华侨捐款、外国红十字会捐款和所谓“宝塔捐”（由人挨户劝捐，无论捐款多少，都会登报鸣谢）。 

　　因为可堪信任，所以大家才肯将钱交给红会去行善。段祺瑞、徐树铮、张镇芳这些政要的夫人都曾因慷慨解囊而登上《申报》，苏州的丁梅常年为红会捐款、捐物，在遗嘱中还捐出了200元、新棉衣200件、股票100股。又如1913年为筹办时疫医院，上海新舞台剧院发起义演募捐。各界人士踊跃购票，甚至有人一口气买了100张票。事后统计，有110多张票卖出后但无人前来看戏，买票只为捐款。 

　　民国初年，地方军阀大都截留税收，且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救灾。这时候作为社会组织的红十字会担负起了救灾的责任，在政府力所不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特长，稳定了社会。

　　抗战中的牺牲

　　1927年，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中国政权又一次发生鼎革。当红十字会将自己选出的会长颜惠庆，副会长王正廷、虞恰卿的名单提交国府时，南京方面拒绝任命。1933年立法院终于推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管理条例》14条，确立了政府与红会的关系：“总部以内政部为主管官署，并受外交部、军政部、海军部之监督，分会隶属于总会，以所在地地方行政官署为主管官署。” 

　　在“九一八”事变已经爆发，中日全面开战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政府将红十字会收编麾下，也是在为战争打算。在政府的干预下，外交部长王正廷成为新任会长，杜月笙和刘鸿生为副会长。1943年，由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立法院批准《红十字会战时组织条例》，规定红会的正副会长，理事、监事等都由政府委派，而红会赴地方的救助队则要听从所属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在政府中具有相当地位的戴季陶、翁文灏、宋子文等人都成为红会常务理事。 

　　正如国府之前预计的那样，红十字会确实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为此付出了惨烈的牺牲。战争中，日军时常不顾红十字会的中立地位，对红会人员发起进攻。1937年8月，设在上海东南医院的一个救护队被日机轰炸，医院里的图书室、大礼堂等都被炸毁，担架队长张松林被炸死。仅仅几天后，还是在上海，又有三名护士死于战火。1940年10月，日机在浙江、湖南等地散布鼠疫杆菌，红会的医护队长刘宗歆在义乌一带从事防治时染病，最后不治身亡。1945年，红会护士梅碧芳在广东一个小镇上被日军包围，吞药自尽……战后编有《中国红十字会抗战期间遭受日军危害行为调查》，记录下了这些牺牲者的事迹。红会在四次长沙会战和南京大屠杀中的作为尤其令人尊敬。 

　　红十字会在抗战中所做的贡献有目共睹，政府在会员招募、经费补助等问题上予以支持。同时国际红十字会对中国总会也愈加重视，在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理事会中，中国总会会长蒋梦麟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中共接手红十字会

　　截至1948年底，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有193个分会、38.5万名会员。1949年时的会长是蒋梦麟，他同国民政府关系密切，东走台湾。留在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人员以秘书长胡兰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新政府接管。 

　　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慈善机构的经验，自然就向“老大哥”取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向中央介绍了苏联红十字会的历史、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情况后说，其“现任主席由苏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科立尼科夫兼任”。在随后的红会改组中，李德全被推选为新会长，胡兰生等为副会长。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使其彻底失去了民间色彩。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中共政权第一个获得合法席位的国际组织。 

　　为了同旧政权划清界限，新的中国红十字会以李德全为“第一任会长”，以示从头开始。总会举办分会干部学习会，加强对中共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学习，同时还组织红会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思想改造。 

　　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的状况下，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停滞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工作。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设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有215.6万名志愿者，11万个团体会员，2658万名会员。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