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小琪是我的学长，她在1978年夏天毕业后留校，当了78级新生的辅导员（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叫指导员）。孙小琪在我的印象里非常活跃，喜欢文艺创作。自从卢新华在班级墙报上贴出了短篇小说《伤痕》以后，同学之间，老师之间，引起了不断的争论。好像是孙小琪把这篇争议小说送到《文汇报》编辑部，后来《文汇报》发表《伤痕》，产生了社会的轰动效应。其推荐之功不能抹杀。

　　那时候孙小琪自己也热衷创作，在本书中她还收入了两篇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一篇叫《憨叔》，一篇叫《纺车嗡嗡》，不属于那种长歌当哭的伤痕文学，而是比较温馨的知青文学。小说里的主人公女知青多少有小琪本人的影子。铁姑娘似的劳动模范，热情向上的积极分子，还担任了当地的生产队长，等等，他们是怀着时代投射在他们身上的虚幻的理想来到淮北农村，真的以为通过流血流汗、牺牲青春能够改变农村落后贫困的面貌。他们在与当地农民的实际交往中，既感受农民的朴素和温情，同情农民的赤贫生活，也看不惯农民头脑里的被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是落后自私的小农意识。故事的基调延续了启蒙的含义，但对于作为改造者的知青立场也多少有些反省，更主要的是，她直接通过人物表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农民不满意也不喜欢贫困落后的农村生活，他们向往过上相对自由和富裕的生活，农民的心底里同样燃烧着欲望的热情，这种热情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人生观道德观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孙小琪与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我”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在中国1949年以后建立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骨子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自信以及敢于实践的真诚，我也属于这样一代人。所以我自信还是能够理解小琪的内心世界。她之所以要在过了耳顺之年编辑的自己文集里收入早期的两篇小说，自有她心所牵情所系的道理。这两篇小说的结尾中，主人公面对时代将发生大变动的前夕，内心都产生了反省、彷徨以及惶惑，而所有这一切心情的产生，又是与她在大前提下对人生理想的坚持密切相关。我觉得这是很真实的内心写照。虽然后来的人生道路很长很复杂，也有很多变化，但是这种熔铸了一代人中间某些共性的性格特点，则是这样一代人的人生起点。

　　具体的例子就是《岁月与人生》。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朋友俞自由——一个插队知青中的佼佼者，靠非凡的能力和自我奋斗，努力在各个领域都尽量做到了最优秀。我不认识俞自由，但很早就听卢新华说起过，好像俞自由当年也是《伤痕》的支持者。她插队时努力奋斗，当上了安徽天长县的地方长官；后来放弃一切随丈夫出国深造，凭着惊人毅力又成为农业经济学的留美博士，竞聘到香港岭南大学当上了教授。风风火火的一生走得极为精彩，家庭，事业，人生都圆满，却偏是天不假年。孙小琪与俞自由是好朋友，人生道路也走得相仿佛，偏偏在俞自由患病的时候，她也染病在身，她们相聚在一起，是笼罩在怎样的心情之下呢？下面有一段文字，读起来不能不动心弦——

　　“去年一月，我病了。六月，她病了。她原本是回上海过端午的，她的教案还摊在香港家里的桌上。8月8日，蒙城的县委书记和县长来上海看我们……那天，俞自由激情洋溢，她说我们可以组织讲师团，给蒙城老师培训，孙小琪讲语文，我讲数学，讲经济，我们一定受欢迎的。当时，我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头上的帽子，我的因化疗脱落的头发还没长出来。而俞自由，我看了看她坐在椅子上还撑着拐杖的手。赵国屏在边上说：精神支柱，精神支柱。”

　　这样的文字，不知道别人读了感觉如何，我确实是感到心被揪起。倒也不是为了两个我所熟识和不熟识的女性命运而难过，却是从两个相似的人生道路上相遇的生命之间的呼应而被唤起冥冥中的命运感。在俞自由的追悼会上，香港岭南大学的同事在悼词里提到了纪伯伦的话：“从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生命最深的秘密。”这句话也是久违了的，“从工作里爱了生命”是什么意思？“工作”又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生命最深的秘密”？这是一系列值得思考或者感悟的关键词。应该补充的是，这里纪伯伦说的生命当然是人的生命，一个受过文明熏陶后的人的生命。这就把人的高贵性质与一般的生命价值区分开来了。

　　（本文为《不曾出了轨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