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酒是福水，是有福分的人喝的。于是我就喝上了酒，就冲这“福分”。

　　那时我学艺还没满师，每月的生活费才二十多一点，哪够我和同龄朋友们胡闹的！往往不到二十天这酒就把钱吃光了。于是向老父亲讨要来填补那段空缺。“文革”的第二年，老父亲患肠道癌驾鹤西去，我学徒的生涯也告结束。那时也没有演出，团里的老师们都知道我会喝酒，于是就有了共同语言，常常扎堆劈柴爿（ＡＡ制）喝酒。当时常去的地方是迎宾楼。由于我没有负担也没有了老父亲的管束，无论多贵的酒，诸如茅台、竹叶青、西凤酒、绿豆烧等等都尝了个遍。可老师们的借酒消愁也冲淡了我的“福”味。

　　结婚有了孩子，经济拮据，我独自喝酒便改去中山中路上的小广东或清真馆。去小广东必定是二角四分一个“小高升”（125克一瓶的土烧酒），就着九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便风卷残云般地完成解馋任务。如要改善一下，那就去清真馆，一个“小高升”，一角钱一碗羊杂碎汤，外加一角八分二两锅贴。记得那年为了方便乡下城里两头跑，硬是花了五个月的工资买了辆自行车，也硬是半年没敢喝一口酒。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她们的今后，我把她们从乡下弄到城里来读书。这时大女儿正学拉二胡，除拜师之外，还借钱买来二手的电唱机和收音机，一有空便各处去淘淘二胡独奏的唱片。这么借来淘去地一折腾，就筑起了债台。为了还债，还为了那个“小高升”，我便听从朋友的劝告，咬咬牙一跺脚，再借钱买了支气枪，做起了“资本主义尾巴”——打麻雀补贴家用。

　　这活得看天的脸色行事。吃了晚饭，如果天气晴朗无风又无月亮，便背起十多斤重的电瓶，腰系电筒、鱼篓，背着枪带上“小高升”，坐上朋友自己装配的摩托车结伴出发。到了目的地，用手电筒在树上寻找目标。看到那白花花如棉球般的麻雀肚子，便就着灯光举枪。有时能打二三百只，每只三分，可说是满载而归了；有时到了目的地，明月当空，如同白昼，人还没到树下，麻雀已被惊飞。遇到这种天气，一夜收获三四十只已很不错了；有时出门天气好好的，到了目的地却狂风暴雨，举枪瞄不准目标，无功而返不说，自己倒成了落汤鸡。

　　那段日子“小高升”不是解馋而是解乏，心头是一番别样的滋味。

　　打完麻雀，还必须在清晨五点以前赶到家，把打烂的麻雀剔出来后，让老婆赶早到菜场去卖。我则抓紧睡一会，因为八点前还必须赶到单位上班。那几年我打麻雀的足迹除松江之外，还留在了青浦、奉贤、金山等地。那几年，那酒喝得太苦涩，太酸楚，太无奈，有时举杯自问：这叫福水？！

　　弹指一挥间，原先伴随我的“小高升”早已不见了踪影，现在喝的则是上海老酒、优质干红，柜子里还站满了茅台、五粮液。无论是朋友间的欢聚或在家中自斟自饮，端起酒杯，扑鼻的醇香惹得人未饮先醉，当“吱”的一声喝到嘴里，微闭双眼舍不得咽下，细细品析，久久回味，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连喊：好酒！好酒！

　　酒喝到这分上，才是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