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祖母说，你爹爹（祖父）他们，一个信封要用四次。她从抽屉翻出个旧信封，正反两面都写了地址姓名，盖有邮戳；翻过来，里面也是如此。这叫敬惜字纸。

　　1964年我8岁，有天邮递员交给我一封中华书局的信，收信人为“张家祓先生”。我大喊大叫：“娭毑（长沙话，奶奶），他们以为你是男的！”祖母大笑：“年纪大或者有身份的女人也称先生。”后来看报上常有“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就不奇怪了。80年代到武大中文系读研，介绍导师：“这位是李惠芳先生，这位是陈美兰先生”，还有同学露出惊异面容。

　　1979、1980年读大学时，也到祖父的学生何申甫先生家，旁听他给研究生上音韵学课。他五十年代在武汉工作过，常和那儿的学者通信。有次我去得早，只见他将一封寄给武汉某学者的信贴上4分钱的市内邮票，我提醒贴错了。他说，没错。将这封信塞进寄给另一武汉学者的信，贴上8分钱的外埠邮票，说，那封信我让他帮我投邮箱。何先生小气吗？不！我们在他家听课，经常留下吃饭，满桌佳肴，何师母做的菜极好吃。但该省的一定要省。温良恭俭让，一个也不能少，俭，是一种修养。后来我考取武大研究生，有时回长沙看何先生，他还拿贴有4分邮票的信，让我到武汉再扔进邮筒。

　　托人带信或寄信是不能封口的，否则就是对受托者的大不敬。后者完全可以当面拒绝甚至当场撕破脸。当然，受托者也不会看人家的信，这叫“慎独”。信纸的折叠也有讲究：有字的一面朝外，一定要露出诸如“某某先生座右”字样，塞入信封时让这几个字朝向信封正面，保证对方拆封即见。最讲究的是“八行笺”，老先生们也曾指导过我。

　　最要紧的，写信要称对方的字，直呼其名是极不礼貌的。这可常让老先生们犯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种学术会议开始频繁起来，有些老先生首次相见，互相倾慕，相约别后常常联系。主办方也发与会代表通讯录，按说联系起来够方便的。可是，对方的字号不知道，如何通信呢？当面问又实在不好意思。因为在我23岁之前，祖母尚健在，常有各地学者登门看望她老人家，我也常迎来送往，算是认识一些老人，便有老先生或登门，或来信打听另一老先生的字号。记得有位老先生在会上和社科院语言所王显先生认识了，想和他通信又不知字号；他知道王先生是我祖父的学生，便写信来请教我。受宠若惊之余，连忙回信告知他老人家王先生字“伯晦”。我那时正整理《积微居友朋书札》，手头有劳干（字贞一）给祖父的信。信中说：“王君伯晦学殖优长，关于安置一事，曾与董君同龢商榷。”我也援引以为证据。

　　这些，当时已不时兴；随着老先生逐渐凋零，九十年代中期后，就再没谁来信问字号了。接着，电子邮件代替了信封信纸。我这篇小文，待会也要用伊妹儿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