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灰色西服，红色领带，两鬓有些许斑白，语调和步履都透着沉稳，对记者提出的问题均一一耐心回答——这是岁末年初先后被“《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及和讯网“财经中国年会”请上北京讲坛，就下一步中国的改革发表最新见解的迟福林院长给记者留下的印象。

　　1988年春天，37岁的迟福林离开中央部委南下海南，从此一直工作生活在那里。但他的学术目光并没有囿于这个海岛，二十多年间，他的身影一直活跃在京城经济学界的讲坛上、重大活动中。

　　人物简介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海南省社科联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首批有突出贡献专家。2002年被中组部等四部委授予“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荣誉称号”。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重点大学的客座或特聘教授。全国政协第十一、十二届委员。海南省政府咨询顾问，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

　　人物印象

　　三十多年来，迟福林发表和出版了500多篇论文、20多本中英文专著、一百多份政策建议报告。他还是个“获奖大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中国发展研究奖、全国优秀社会科学论文一等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学术基金优秀论文奖、全国行政管理科研成果一等奖、全国人文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等，几乎中国经济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学术奖项都有他的份。2009年，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在业内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遴选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迟福林名列其中。

　　建设消费型社会须提高百姓收入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进入了亟需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的新阶段，加上世界经济环境发生的深刻变化，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成为广受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此，迟福林在和讯网的论坛上提出，“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我国最大的增长优势”，“初步估算一下，到2020年，我国潜在的消费需求将达到45到50万亿，也有人说能够达到50到60万亿，由此引发的投资需求将使我国到2020年的内需总规模达到上百万亿，这将为未来7年7%左右的经济增长奠定重要基础。”

　　但他同时强调，有增长潜力并不表明会转化为现实的增长优势，关键是要通过市场化改革释放内需潜力。他认为，有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尽快突破：争取一到两年内资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有实质性进展，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说了算；两到三年内垄断行业的改革有重大突破，实现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使民营经济成为增长的主力军、生力军；未来一到两年，在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电信、资源开发、公共事业等领域，应当向社会资本推出一些重要的项目。他说，突破这些改革的重点，才能释放全社会创新和创业的活力，才能保障增长的活力。

　　多年来，“建设消费型的社会”、促进消费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一直是迟福林研究的一个重点。他曾主持海南“中改院”完成了《消费主导——中国转型大战略》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是转变投资与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尽快走向消费主导，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內生动力。

　　迟福林进一步提出，消费型社会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国民收入导向的基础上，必须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可靠的保障，消费能力和消费潜力都不会得到释放。”他认为，不仅要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比例，还要完善再分配，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要均等化；税制、个税也应进行结构性调整；同时以公益性为目标，重新配置国有资本。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再加上三个点左右的通货膨胀率，我想年均15%的人均名义收入增长是有条件实现的。”

　　政府权力清单需要尽快明确

　　如何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迟福林认为，市场决定不是不要政府发挥作用，问题在于政府的作用应当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个大前提。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迟福林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 要把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目标 把宏观调控与行政审批职能严格分开，建立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与金融市场化改革有机结合，突出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以金融改革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转型；财政政策与财税体制改革有机结合，突出财税体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拉动消费中的重大作用。

　　■ 从事前审批转为事后监管 前置性的审批过多过滥，既抑制了市场活力，又难以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事后监管为主，克服市场失灵，形成微观规制的基本框架；并统筹考虑审批与监管体制改革，调整市场监管结构，把政府的市场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有效发挥社会力量在规范市场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 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多年剪不断理还乱，关键是政府权力清单不明确，现在到了需要创造条件尽快明确的时候了。比如以负面清单管理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再比如中央政府带头，尽快制定和公布权力清单，鼓励支持地方政府尽快制定公布权力清单，有些地方政府率先实现负面清单管理；目前的竞争性地方政府要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角色回归。

　　迟福林认为，市场决定必将伴随着一场十分深刻的思想解放。市场决定意味着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意味着权力配置资源导致机会不平等、权利不平等的历史终结，意味着官本位、权力寻租、经济特权的历史终结，对于市场主导下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抑制消极腐败、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都具有决定性影响。

　　今后自贸区将成为世界性潮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对此，迟福林认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趋势的背景下，尽快实现东盟-中国“10+1”自贸区升级版，不仅是我国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迫切需求，也是我国提高区域资源整合能力和区域影响力的客观要求，对中国未来几年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战略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他预测，“今后双边、多边自贸区会成为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和东盟的一些边境地区可能建立跨国自由贸易区，国内自由贸易区也会在上海自贸区试验的基础上增多起来。” 

　　迟福林认为，上海自由贸易区与香港能达成双赢，“香港应该利用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机遇，比如汇率改革、人民币可兑换方面，加快香港的发展；而上海则应该利用香港的经验，尤其在金融、服务贸易、物流方面，上海很大程度上需要向香港学习。”

　　迟福林说，海南是中国最早申请设立自由贸易区的，到现在海南也一直在努力，未来海南将通过国际旅游岛最终走向自由贸易区。他设想，以国际旅游岛为重点推进海南自由贸易区进程，大致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以建立国际旅游岛为直接推动力，加快实行旅游产业的全面开放；第二步，在旅游产业全面开放的同时，加快推进与国际旅游岛直接相关的服务产业的全面开放，例如，金融、电信、服务业等；第三步，在旅游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全面开放的基础上，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重点，在多方面实施投资、贸易、服务自由化政策，真正使海南成为开放之岛。

　　他还认为，海南作为岛屿，设立自由贸易区更便于管理，设立以后也有特殊的国际影响。但海南建立自由贸易区与上海相比，在经济基础、管理人才的积累方面还是差距明显。

　　观点摘录

　　收入要提低扩中限高

　　居民收入倍增不是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倍增，而是向城乡居民倾斜、向劳动者报酬倾斜条件下的倍增，是提低、扩中、限高，特别是限制垄断国企员工高收入、高福利。因此要确保城乡居民收入增長同步并略快于GDP增长；要加快建立工资谈判协商机制，确保劳动者报酬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使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目前大约40%提高到50%左右要确定缩小城乡差距的约束性指标，努力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2.8：1以內。

　　我国不存在福利风险

　　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我认为，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让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应该成为未来8-10年内的改革目标。可在1～2年内剥离户籍制度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了某些特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形成城乡居民之间权利的不平等、享有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