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需要适应另一种新生活

　　我像小时候那样，每天吃着外婆给我做的各种闲食：盐水毛豆、卤鸡爪、酸奶草莓、红薯汤……我对吃闲食的热情远远大于吃正餐，这大概也是长不大的标志之一。既然有宠我的外婆在，那就尽情地享受吧。而沉浸在幸福中的人，往往很少会想到将来——拥有的幸福总有一天会失去——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一点。

　　1993年夏天，正逢我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我开始在《为了孩子》杂志实习，一年后大学毕业时，我顺利地留在了那里工作。从此，外婆嘴里多了两个新名词：编辑、采访。她未必知道编辑是什么意思，但她大致知道“采访”就是问一个陌生人各种问题，然后写成文章。我出门前，一般都会告诉她今天会去干嘛。若是有人打电话到家里，她就会如实告诉人家：她去采访了，她去上课了。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为了孩子》杂志当记者和编辑。甫入社会，一切都是新鲜的，扑面而来的人和事，占据了我的眼睛和耳朵。它们令我兴奋、跃跃欲试，当然也有沮丧和失意。和菁菁校园的单纯青涩形成鲜明对比的丰富缭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的心。我喜欢接触各种各样的人，也对形形色色的聚会感兴趣。在新鲜感没有褪去之前，似乎容不得自己的心安静。忙碌让脚步匆忙，却让心变得粗糙、自私，心里只有自己的感受和身外的世界，却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

　　时常地，我会晚归。那时，家中未装电话，更无手机。若是超过了晚上九点，外婆便会心神不宁，一次次地去弄堂口和路边张望。有几次，到了十点还不见我的影子，她便按捺不住，急穿几条弄堂，去会计室的小殷阿姨家求助。小殷阿姨便宽慰她，放心，一定没事的，会回来的。外婆在小殷阿姨家坐了一会儿，又急匆匆地赶回家，看我到家没有。若是回来了自然好，若是还没有回，自然又是如坐针毡。

　　处在那个年龄的我，并不是很懂得设身处地地体会外婆的感受，也许还曾因此抱怨过外婆的担心是多此一举。外婆却从来不曾埋怨我的晚归，见到我，便显出放心宽慰的神色。对外婆牵挂的心情，当时的我并不理解。而这样的感同身受，或许只有等自己有了孩子，抑或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以后，才能真正体会吧。

　　1996年秋天，老房子拆迁。对于拆迁，我有些迫不及待。从小住惯了煤卫独用的房子，对老房子窄小的空间以及无法安装空调的窘境，我已苦恼良久。一直盼望着能在上海也有一套和南京家里一样的干净宽敞的房子，盼望着抽水马桶，盼望着能在电脑桌前写作。我天天兴高采烈地筹划着装修和搬家，根本注意不到外婆的失落与愁绪。

　　我们的新家在浦东，是动迁安置的对口房子，偏远、陌生、隔膜。我和外婆换了三趟公交车，去看房子。那时候的浦东冷清异常，很多断头路，而正在修的路颠簸、泥泞，和老房子附近的繁华相比，简直两个世界。

　　但我仍旧兴高采烈。我和外婆一起，选中了一套八十平方米二室一厅的房子，位于二楼。我们在空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下楼。外婆说，想去和新邻居打个招呼。外婆敲了一楼的门，从门里走出来一个老太太。我一看，笑了，正是弄堂里先我们搬迁的王阿婆。还没回过神来，就看见外婆握住王阿婆的手，欢喜地跳了起来。

　　“原来是你啊，太好了！”外婆提高声音惊喜地说着。已经八十二岁的外婆真的是跳了起来，真的是“雀跃”。我也在她身后笑了。当初，只是觉得外婆欢喜失态了，但过了很久，每每想及外婆的“雀跃”，我的心底都会微微发酸。那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搬离老房子，对我来说，是解放，是逃离；但对于外婆，却意味着丧失，孤独和寂寞。

　　外婆从八十二岁开始，需要适应另一种新生活。在老房子，除了睡觉，房门多半是敞开的。邻里之间，某种意义上就像一家人。这家吃些什么好的，都会端来和别家分享；做个饭，这家的香气也会飘到那家。邻居的阿姨阿婆们和外婆一样，早年都是从外地来到上海扎根，宁波的、绍兴的、苏锡常的、江都扬州的、广东的、东北的……因此，我也能跟着尝到各具风味的美食。最喜欢的要数阿林姆妈的宁波炝蟹，那种流连于舌根的鲜美，至今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