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再来说六安街头那一幅“郭巨埋儿”，是否真是“已晚谭”了呢？恐怕不是，因为就在前几日，引出舆论哗然的这块“公益广告”，悄悄拆掉了——依我所见，“郭巨埋儿”的拆除，与当年“雷峰塔的倒掉”，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

　　大概因为现在“不孝”之人尚存，所以又拿“二十四孝图”来教育今人。“二十四孝”是一种什么样的“美德”呢？鲁迅先生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说它有的还可行，有的则要人送命，还有的更令人生厌。例如“郭巨埋儿”，说的就是汉代郭某人为了省下粮食供奉其母，刨坑活埋儿子的“故事”，被称为“二十四孝”中“最极端、最奇葩、最不可学的一个典范”，所以尤其受到鲁迅先生痛斥。其实“二十四孝”固然讲孝，但所取典型大多荒诞不经，少有正常的、可供现代社会借鉴的事迹，不要说“刻木事亲”的愚蠢和“尝粪忧心”的诡异了，便是什么“闻雷泣墓”呀、“哭竹生笋”呀，无不是怪力乱神的东西。像“郭巨埋儿”这样的“孝”，说它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传统糟粕”，我看一点也没有过，不料竟“拿来”作了宣传“精神文明”的“道德楷模”。

　　其实这一类的“道德楷模”，并非六安一市才“拿来”——十年之前，我们的报纸曾浓墨重彩地宣传过一个“长跪尽孝”的典范。某地一位“军嫂”，因为公公去世，而夫君从军，戎机万里，无法前来奔丧，所以引来亲属宗族百般指摘。于是该好军嫂，代夫祭灵，以身尽孝，长跪坟前。因为是媳妇代祭，所以一天还不行，一跪就是七天，终于化解了三姑六婆的愤懑，使那远在边关的丈夫，得以安心保国，于是军功章上，便有了她的一半。这个“感人的故事”，当然是作为“文明新风”来弘扬的，但这“文明”，真那样“道德”吗——磕头相祭，本是老祖宗的遗陋之风；因为男女不平等，所以媳妇代祭，要跪七天才能过关，这更像是封建的老谱；我们的军嫂，逆来顺受，俯首长跪，当然是集了“纲常”于一身，本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有什么可以拿来作楷模的呢？大概只能算作“第二十五孝”吧！

　　而近年之间，又有一个“道德楷模”，展现在我们的媒体上。这回不是“军嫂”了，却是一个“残嫂”，说是某地女子，长期受到丈夫家暴，不要说一点“感情”了，便是度日如年，也已苦不堪言，但是坚不离异，默默承受，直到丈夫离世之后，还一直为他守寡。什么原因呢？因为那男人是个残疾，“不能没人照顾”，所以再打再骂，也不能离开他！这当然不是“孝道”，而是“妇道”了，大概可以立“贞节”之碑建一个高坊了。然而人们读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和捧上了天的评论，却不觉狐疑，那一种毫无感情只有“义务”的婚姻，那种为了照顾“责任”而牺牲自己一生幸福追求的“道德”，真是那样“道德”那么“文明”吗？

　　还是回到“郭巨埋儿”来吧。腐烂了一百年的“二十四孝图”，为什么今天又被拿了出来“教育人民”？因为包括“不孝”在内，我们的道德状况确实出了许多毛病，所以人们惊呼“滑坡”，进而饥不择食。其实道德作为观念形态，是有不同的“历史类型”的，除了继承性外，主要还是要同现实的“物质生活方式”相适应，不同性质的道德，是很难类比出个“爬坡”或“滑坡”的。比如我们对人的解放、个性的张扬，对于人性与爱情的勇敢追求，以及对于私人财产权的承认和捍卫、对于个人隐私权的尊重与保护、对于个人合法利益的大胆诉求，乃至公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监督自觉性等等，都只有市场经济和开明政治之下才能生成，这哪里是一部“二十四孝”乃至那些“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道德可以简单比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