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认为，诗歌应该为捍卫语言的纯洁性而存在。他短暂的一生与诗结缘，因诗坐牢，也因诗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诗歌、散文皆名扬天下，《小于一》主要是诗论与时论的合集，特别是诗论，话题小众，却被众人热读。中文译者、诗人黄灿然称赞此书是最好的散文集。

　　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强调，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浓缩与节减的艺术”。他把诗歌比作晦暗世界里的“光线”，阅读诗歌就是“沿着光线行走”。他认为任何一种文体的写作，都离不开诗歌。“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经验的散文家，较容易变得啰唆和夸张”。散文家应该向诗歌学习什么？“依赖一个词在上下文中的特殊重力；专注的思考；对不言而喻的东西的省略；兴奋心情下潜存的危险”等等。当然，布罗茨基推崇诗歌有个前提——拒绝那些对“不言而喻的东西”喋喋不休的伪诗歌。他面向的是真正的诗歌，有独特的视角、独立的声音，这样的诗歌，才是“语言最高的存在形式”。

　　布罗茨基在讨论茨维塔耶娃的诗学时，强调诗歌中最可怕的是“声音的机械化”以及“陈词滥调”，这相当于“死亡之音”，这样的声音到处可见，出现在报刊的每个角落。他提醒诗歌写作者，写作就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负责”，每写一首诗，都应该有自己的发现。同时要分清诗歌的职责，比如，诗人之笔在描述历史事件时，不必在历史事件的尽头开花，而应该停留在事件的边缘或词汇的一角，小说家可以直接描绘奥斯维辛与南京大屠杀的残暴，诗人则应该去渲染月光下坟墓的凄凉。布罗茨基推崇茨维塔耶娃，是因为她的诗歌总是能找到自己的视角，“茨维塔耶娃的同时代人，没有谁像她这样，如此时时刻刻警觉已被说过的东西。”她不滥用词汇，始终保持“节减”的品质，就像在一张纸上留下很多空白，而词汇少得可怜几乎被空白淹没。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有甘于寂寞的长期准备，即使是当代几个获得成功的大诗人，之前也总是处于沉寂状态，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平日里出没在小镇的市井街衢，就像一个买菜的老头。还比如辛波斯卡，系上围裙，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之所以能够沉静如常，是因为他们深知那些故意制造热闹的诗歌现象，很难和真正的诗歌划等号。有朝一日突然得了大奖，他们被“揪出来”成为公众人物，一阵热闹后，他们仍然会回归到原来的市井街衢。

　　当然，一个诗人甘于寂寞，坚持自己的写作独立性，布罗茨基很明确地说，“这注定要被冷落”。那些不甘寂寞的诗人为追求社团效应、追求公众影响，拉帮结派，抢夺话语权、占领报刊阵地。这“抱团取暖”貌似轰轰烈烈，其实暴露了自身的不自信，没有能力孤独，恐怕被众人抛弃。在布罗茨基看来，如此社会闲杂般的聚集，反而远离了诗歌。抱团取暖往往导致诗人之作摇尾乞怜、媚俗而无个性。布罗茨基鄙视这些人，这也是他大加推崇茨维塔耶娃的一个原因。

　　《小于一》中的时论，角度宽广，有些是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比如《小于一》（用于书名的文章）。在这类回忆性的文字中，布罗茨基尽量回避别人说过的话，也很少采用叙事策略，只做一些理性推测或象征性的图像嘲讽。因为在文体的康庄大道上摇旗呐喊、抒写控诉的作家太多了。他则小心谨慎地出没在小街小巷。诗人没有必要通过叙事来反映昨天，而是要通过“光线”来折射历史。如果要控诉，他是大诗人，他的控诉文章足以占领各类报纸上的头条区域。他被捕的罪名是“社会的寄生虫”，这样的判词既可笑又阴险，足以给他另类的资本作汪洋恣肆的控诉，但他没有。如果直抒胸臆，他明白，他会控诉自己：一个诗人，怎么可以写别人写过的？！“我对我的生活的记忆，少之又少，又都微不足道。那些我现在回忆起来使我感兴趣的思想，其重要性大多数归功于产生它们的时刻。如果不是这样，则无疑都已被别人更好地表达过了。”他不愿成为“靠这样的经历来达到写作发迹”的人。

　　阅读《小于一》，会被他不温不火、不及词语中心只停留在词语边缘，以及理性、幽默、发噱的语调所感染，这些都与他倡导的，以及茨维塔耶娃诗学是一致的。“说到敌人，在牢房里，你有一个最直接的敌人：空间的缺乏。监狱的公式，乃是空间的缺乏由时间的过剩来弥补。”在如此压抑险恶的环境里，作家竟然有此雅兴讨论时空关系。“在这样一个国家，所有的房间看上去都一样：我们校长的办公室，完全是我五年后开始出入的审讯室的翻版。”“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彼此雷同。”他对那个社会造成的雷同深感不满，就像不满不懂得节减、陈词滥调的诗歌一样。他希冀人性应该丰富，社会应该多变，如果不进行变革，那么，“我们所穿的外衣和内裤是母亲用父亲的制服和补过的内裤改做”的状况将会延续。作者不在文中控诉，应该是他内心的宽广与理性在起作用，布罗茨基在写作时始终提醒自己，不能“把过去的经历当做吸引别人眼球的手段”。

　　可以看出布罗茨基的行文原则：一个诗人面对语言时，应始终保持节减与独立。诗歌要发展，而布罗茨基，给这个充满陈词滥调的世界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