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小说为手艺的人突然出了本随笔集，这个人素来内向且在公共场合说话往往脸红，而偏要在随笔中对巨大的社会变化发言，考虑到上述略显反常的情形，当我面对郑小驴的《你知道的太多了》（作家社出版，以下关于此书的引文在括号内注明篇名），首先好奇的是这个人的发言姿态。

　　由于网络与传播技术的发达，商业市场的推波助澜，经由博客、微博、微信等便捷的信息获取与分享工具，我们每天都在接受海量的信息，在一段时间内，如果刻意不刷微博不上朋友圈，很可能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只能一人向隅。但信息的无限繁殖和增长有可能恰恰导致某种贬值和匮乏，就像我的一位老师说的，在信息膨胀的时代里，我们应该保持“必要的无知”。然而，铺天盖地的信息碎片中，也许有那么一两块正折射着时代问题的核心。这是第一重困难：如何与喧嚣的时代保持必要距离，但同时又不轻易放过这个时代的“真问题”。 

　　文学主张移情、感同身受，提供给人一种看待现实社会与生活的复杂的视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都可能会器宇轩昂地对社会现状提出一系列规划，他们坚信按照这样的规划，社会可以发展得更加美好。我想在这样的场合里，文学者肯定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一个没有办法侃侃而谈的人。因为热爱文学，获得了一种复杂性的视野，知道在自己的想象、立场之外，肯定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各种社会矛盾在积聚，各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断裂在加剧。通过文学，感同身受每个人生活的无奈，每个人选择的纠缠，每个选择背后都寄托着希望和隐痛……生活远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这样的“双手互搏”往往导致游移、自我怀疑，于是文学者没有办法理直气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引特里林的话，他这样形容心意中的“文化英雄”：“对于一等智力的检验是看他有没有能力同时在头脑中持有两种相反的观念，而同时依然能够保持行动的能力。”这是至难的作为，如我辈身陷在“相反观念”的对撞中而无所决断，只能无限延宕甚而放弃言论背后的“行动能力”。这是第二重困难：避免堕落为犬儒或相对主义者；同时又不放弃复杂与多样，时刻警惕某种“立场化”。 

　　鲁迅感叹“今之中国，其正一扰攘世哉！”，但在“扰攘”声中却“难见真的人”。小驴显然敏感于此：“口号、标语以及嘹亮的歌声不绝于耳……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了，仿佛没有存在过一样。”（《关于记忆力的问题》）如果言论不出自独立而艰难的思辨，不需要付诸真诚而无伪的担当，自然“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面对每天发生的各种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表露出一时半刻的情绪，然后又重新回到搓麻将、看《天天向上》、逛街购物、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中去了”（《围观能改变什么》）——日常生活的“闭合性”多么恐怖而顽强。今天的情形甚至是，那些“扰攘”的言论已经成为运行上述“闭合机制”的内在程序，每当发生“令人吃惊和愤慨的事情”，我们就在安全距离之外围观，通过网络、微信、微博或批判或抒情，或点赞或点蜡烛，然后获得某种已然参与或付出的幻象，带着这种幻象，重新返回原先的生活。就如一位朋友的疑惑：在言论中充满批判性，而在生活中却是完全的犬儒。悖反的两极竟可以形成惊人的自洽。甚至就是以这种批判性来构筑言论的厚壳，藉此隔绝不义和苦难，然后兴致勃勃地与生活媾和。这是第三重困难。 

　　对于以上困境，小驴显然感同身受。随笔集中经常流露出对发言的节制与审慎：“我自觉地保持着沉默的本性，并且暗自松了口气，终于不必轮到我来说话了。”（《关于记忆力的问题》）然而，小驴终于勇敢地跨过默与言之间的沟壑：“我感到自身的无能为力，愤慨，悲哀，颓废，摇头叹气，但这既不能拯救自我，也不能给读者指明方向。可就像韩国青年作家千明官所说的，即便不能给读者救赎之路，只要能明白自己的不幸并非不合理，自己并不孤独，从而更加理解自己的不幸，这也是有意义的。”（《我知道的太少了》）——从这个契机起步，小驴开始谈时事，谈阅读与写作，谈乡村的历史与现实，谈个人记忆深处的痛……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个人较为欣赏集中的第一、五辑），我想，前面所谓困境云云或许杞人忧天，身当秩序轰塌的年代，鲁迅以“心以为然”的“确信”来估量“终极究竟的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个“心以为然”无非就是健全的常识，这可以作为今日发言的起点。比如，集子中至少有两篇谈到父辈的忏悔与沉默，小驴显然不满于缄口不言所导致的自我宽宥与历史淡忘，他追问：“沉默就能抵消掉良心的羞愧与不安吗？曾经令人胆战心惊的红卫兵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这代人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是当仁不让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的沉默，对年轻时代所犯下错误的自我宽恕，以及先富后暴露出的炫富纵欲等负面形象，在下代人心中并没有树立起父亲的榜样。”（《坏人都老了吗》）如果将小驴严肃的“审父”，与近期前辈作家对青年人懦弱的指责结合起来，我想会有更多启发，我们需要在微观的个人经验和宏观的历史环境、社会结构之间进行穿梭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当然，“审父”并不意味着提供自我逃避的借口；更多的时候，是诚恳的“自剖其心”：“吐槽，调侃，发牢骚，自黑，狂欢，这些行为很轻易地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与现实话题之外，成为虚无主义者，逃避了作为公民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犬儒时代》） 

　　我把小驴这本书理解为文学者在多重困境中的发言。其实，这种困境未必不能转化为“玉汝于成”的途径，这个时代对于写作者而言“别无选择”。“萨特的许多哲学观点都形成于二战纳粹占领法国期间。在国家被占领的情况下，抵抗运动是由像萨特这样的个体组成的，他们每天都得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会直接影响到数十个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然而，每个决定都必须孤独地做出。……‘绝对独立下的绝对责任’，这就是萨特对自由的定义。”（转引自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今天的时代不是萨特所置身的极限情境，不会频繁遭遇那些峻急的时刻，但是设若你每天面对这些纷扰的事件与话题，设若你不是把它们派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希望转化为某种自我教育的资源，就必得经历一番番诚恳而内在的辩难，同样“每天都得做出决定”。“中国最新的三十年里，80后作为参与者与见证者，目睹着这个国家一系列的变故。……未来80后这代人里的新文学，很大部分必将在对过去这二三十年的反思中产生。”（《路在何方》）我很认同小驴的话。未来中国的新文学，必将在这一个个严峻的、内在辩难的瞬间中诞生，未来中国的新文学，必将在这一个个严峻的、内在辩难的瞬间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