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万商云集

　　各地商帮如潮水般涌入上海，上海几成客籍商帮竞逐的天下，所谓“商贾频年辐辏来，浙东财赋海陬推”。张春华《沪城岁时衢歌》中说：上海县城居民本多商贩寄籍，“黄浦之利，商贾主之。而土著之为商贾者，不过十之二三”。商帮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上海商业繁荣，也带动了商帮发源地或主要活动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早先声名显赫的“徽商”“晋商”这些商人群体以外，在来沪的客籍商帮中，洞庭商帮、浙江宁绍帮、关山东帮、江北帮以及闽广帮、江西帮等地方商帮的势力日益壮大，乾隆以后，这些客籍商帮大有后来居上之势。洞庭商帮多开行铺，其中不少人落籍定居；浙帮商人以浙东宁波、绍兴居多，绍帮以经营炭栈、钱庄、酒坊为主；宁帮经营范围更广，举凡海船运输、南北货贩运、钱庄、银楼、糖业、绸缎业、棉布、药材、海鲜、咸货业，无不有他们活跃的身影，于是宁帮商人成为上海继徽商、秦晋商人之后最有势力的客籍商帮。此外，如山东商人又分西帮、胶般、登帮、文莱帮和诸城帮，合称北五帮商人。江北帮商人指的是海门、通州一带的船商及海州赣榆县的青口商人，江北船商开埠前夕仅次于本帮沙船主，通州、海门两帮各有数百号商船，常年聚于上海，或自载商货，或为客商载运；闽广商人可分泉漳帮、潮州帮、建汀帮、揭普丰帮和潮惠帮等帮口，是海禁开通以后随着沿海埠际贸易的兴盛而崛起的一股重要的商业势力，主要从事海船运输和南北货贩运；江西商人在上海起步较晚，人数不多，主要从事贩运业，即将江西内地的茶叶、瓷器、棕、苎麻等贩至上海，然后再贩棉布及杂货回内地。除了这些商帮外，开埠前上海地区的客籍商贾还有来自汉口、江宁、镇江、无锡等地的商人。

　　据统计，清前期上海县城内外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7家之多。这些同乡或同业组织的大量设立，显示出客籍商帮在上海的群体力量。商帮、豪富右族、避难名流及闽广游民，共同造成了开埠前后上海“坊巷客土杂居”之局，有些文献甚至称上海城内“居民多客籍”。这种“五方杂处”“客土杂居”的格局，一方面使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前近代上海社会的多元性格，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质和社会活力。而这种社会格局在前近代社会中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特质。

　　“万商云集”在上海的聚合效应为上海文化铺上了底色，加之柔婉细腻的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上海深深地打上了外来文化的烙印，在城市文化形成过程中“五方杂处”的特有风貌，充分说明了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上海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外来文化结合，并且成功地将外来因素与自身特点结合，从而造就了上海成为中外文化交融中的一朵奇葩。

　　商业文化的底色，规定了交易就要公平合理，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总是难以持久和不得人心的。各地移民集聚上海，经过碰撞、交汇，甚至经历痛苦的煎熬和历练，最终形成的城市传统与文化内涵。这种在商业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市民处事风格和处世态度，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而弥散在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例如，上海人最先把商业范围中的职业称作“饭碗头”，把工作用的工具也称之为“吃饭家什”，“有饭大家吃”，就是提倡生意一起做，共生共赢。

　　上海人群体之中的精神气质又表现出精明而不失厚道。厚道，让人与人之间平添一份可贵的温馨。厚道之人，往往是低调内敛之人，他们始终保持人格的尊严，一如山中的清泉，以其清纯的本色而为人称道。厚道，也是打造理性社会、秩序社会、诚信社会的道德基础，有时更需要人们的奉献，甚至是必要的牺牲。

　　上海人对那些“花架子”、“掼浪头”式的东西不感兴趣，崇尚认认真真做事的能力。做什么事情都会谨慎小心，精密规划，步步为营，深思熟虑，不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想个明明白白，是决不会轻易出手去做的，诚如许多朋友所说的，给一点空间，给一些政策，就能还给你一个创意，一份出乎预料的惊喜，这就是上海人崇尚实际和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