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生活在佛教和“清谈”极盛的时期，却基本上不信也不采纳这些。但佛和玄对他都有潜在的影响，比如说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他生活的超脱性，都能够看出佛教的影响。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后来与道教合流。释道合流的端倪就出现在汉与魏晋时代。从陶渊明的日常状态和诗歌里面，可以看到大量“清静无为”的实践。“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五首·其二》）但他又并没有走向极端，没有完全“绝尘想”，这与他的儒家情怀密切相关：出世的同时尚不能放下入世的牵挂。他不停地在这种矛盾状态中纠缠：“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还是无法忘记读书人的作为。 

　　但最终他还得待下去，安于田园生活，觉得这样的逃避于自己更为相宜。陶渊明的这种选择远离了是非之地，但并没有一躲了之无所事事，而是要打理一片田园，这是一种体力活，对一个读书人也很不容易。这与那些专门的“隐士”是完全不同的。

　　当时对陶渊明来讲有两只“丛林”里的大动物是必须提到的：一个是桓玄，一个是刘裕。这两个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搅动得非常严重，对陶渊明的命运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之间相互厮杀，先后称帝，对晋室都有过跟随与背叛。刘裕残酷地杀害了晋恭帝：先是把恭帝贬为零陵王，让人杀死晋恭帝妃妾生下的所有男孩；后又派张伟携毒酒前去鸩杀晋恭帝，张伟不忍害主，饮毒酒自尽；刘裕又派人用被子闷死了晋恭帝。人为了攫取权力可以变得这样残忍，真是令人发指。

　　整个事件对陶渊明构成了极大的刺激。因为诗人的曾祖毕竟是为晋室服务的重臣，而背叛晋室的军阀就这样结束了晋室，这对他必然会引起心底的强烈震动。

　　陶渊明从小深受儒家传统的熏陶，年轻时抱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当他面对这样一片“丛林”时，心里有愤怒更有恐惧，还有重重矛盾。他写出了《述酒》这样的诗，曲折地对刘裕给予了鞭挞：“诸梁董师旅，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鲁迅先生就谈过《述酒》，说它具有强烈的揭露性。类似的意绪在《感士不遇赋》里表达得更为深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在《咏荆轲》里则写道：“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诗人将无比的愤怒与勇气留在了诗中，而且借古喻今，小心暗喻，是足够谨慎了。这当然是必要的，是在一种特殊时势下的特殊表达。当时风行的玄与佛，清谈与任诞，不过是一个严厉时代酿出的另一杯酒而已，对一个具有深刻责任感的诗人，真是苦到了无法下咽。在这样的时刻，诗人可能感到自己无论如何都没法“养生”，没法“逍遥”，也没法“安命”。

　　鲁迅先生谈到了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因为听到了诗人午夜里的另一种吟唱。这种声音压抑在夜色里，在偏远的野外显出了更大的张力。我们平时不会将“勇士”的形象扯到田园主人身上，可是这里真的生活着这样的一个人：渴望“提剑”，默念“死知己”。

　　如果不是遥望着远城烽火，满是刺鼻的硝烟和血腥味，一个躺在树荫下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激烈思绪。田野清风的另一边就是火焰，就是哀号和痛不欲生。诗人太熟悉这些悲惨的场景了，所以无法安稳地一个人度过长夜。

　　不过他的恐惧和愤怒也许一样大。他实在只是一个书生，一个弱者。他的柔弱和强悍交织一身，只能躲在一角吟哦，在纸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