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留级生

　　韩老师告诉我说，她一直在延庆路小学干到退休。现在女儿在澳洲工作，有时去玩玩。最近刚回来，现在外孙女住在我这里。说话间，活泼可爱的外孙女在房间里玩耍，韩老师看着她，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说起当年办民办小学的事，韩老师告诉我说，当时没有老师，我们都是从居委会调过来的，我们也只有二十多岁。后来班级多了，教室也不够用了，就在隔壁的花园里建造了一排平房，这栋房子是我们老师自己建造的。

　　我还记得当年大兴动土，没有多久房子就盖好了；我们很高兴有了新的教室和操场。

　　她问我：“你和其他同学联系吗？”“不大联系。”因为我在五年级时留了一级，就和老同学分开了，也不经常联系。我小时候很顽皮，什么也不怕，就怕老师到我家。一天韩老师到我家，对我妈妈说，六年级就要考中学了，万一考不上去当社会青年不好，还是让她再念一年书，巩固一下比较好。妈妈没有考虑就说好的，反正我也是早上一年的书，于是就让我在五年级留了一级。

　　当时我的学习成绩不太好，我非常喜欢体育，想考淮海中学，再考体校；将来在运动场上当冠军，这是我学生时代的理想！我不太喜欢玩女生的游戏：跳橡皮筋，喜欢和男生玩斗鸡，很开心、刺激。

　　开学时，我们一批留级下来的学生分在一个班里，大家没有喜悦的心情，都沉默寡言。第一天，老师对我们说：“你们都是留级下来的学生，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下了课，很多升级的学生都围在我们教室门口看热闹，有人轻声地说，他们这个班都是“留级生！”

　　在当时“留级生”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因为你学习成绩不好，所以就留级，仿佛你比人家低一等。当时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惭和失落感，以往的无忧无虑突然远离了我，我第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他们的成绩那么好，能当大队长，中队长；为什么我不好好学习，要当一名留级生！

　　从那天起，我不再是调皮的学生，脑子突然开了窍，六年级上半学期，我变成了班里代数最好的学生，每次考试都是98、99分，后来成了代数课代表。可是到了下半学期，就开始后退了，一次考试得了八十多分，强老师把我叫到讲台前，严厉地问我：你这次没有考好？怎么回事？看得出她对我很失望。我无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其实我对数学一直不感兴趣，老师一讲课，我的大脑仿佛就停止了思维。我也不喜欢死背硬记，害怕考试。

　　当年我妈妈经常说我：“聪明面孔，笨肚肠。”我一点也不在乎，也不自卑，因为我没有感到自己笨，但是也没有感到自己比别人聪明。妈妈没有强迫我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所以很幸运地干了自己喜欢的工作，走了一条不用考试，只要头脑敏感、辛苦地跑腿的工作——当记者。

　　韩老师好奇地问我：“当时你在班里不太吱声，怎么现在当了记者？”“是的，其实我胆子很小，记得上音乐课时，老师让我唱歌，我双脚发软、浑身发抖、声音像蚊子叫。后来下乡了，开始锻炼自己，在几百人面前演讲也不害怕了。”

　　在韩老师家坐了很久，仿佛有很多话要说。时间不早了，我说：“明天想去采访我们的吴校长。”回到家，我就给吴校长打了电话，告诉她，我是她的学生，“想来看看你，你什么时候有空给我来电话”。

　　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很轻、很嘶哑的声音：是孙玲玲吗？我不由一愣，这是我在小学里的名字；到了中学就改了名字，叫朱惠玲。突然想起来了，原来是吴校长，她对我说，“明天有空在家里，你可以来。”

　　一个烟雨蒙蒙的下午，我走进了小学的弄堂口。小学毕业后，我经常经过这条弄堂，可是一直没有进去看看老师。一来在外忙碌，二来自己也没有出什么成绩，很是惭愧。

　　环顾四周，现在有些凌乱，不远处有个小菜场很忙碌，周围人家都来这里买菜。对面是一家新开的小饭店，有很多农民工在吃饭，门口是一个葱油煎饼的摊位，排着很长的队。延庆路小学弄堂口推放着许多竹子，有的搭了竹架子，好像这里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