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滨孙飘流续记》（本文所引《鲁滨孙飘流续记》中译文及页码，均据黄杲炘中译本之第二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唯书名以百年来约定俗成，仍沿用林纾、曾宗巩中译本）中，大约有二三万字左右（中译文），写了鲁滨孙一行在中国境内的旅行。其中提到他们在中国上岸的地方，是一个名叫“金昌”（Quin Chang）的小港口。对于这个名叫“金昌”的小港口，学者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因为事涉清朝外贸制度，本文拟对此略陈己意，以就正于通人方家。

　　因为鲁滨孙在孟加拉买的船被误认作海盗船，所以他不像一般的欧洲船那样去澳门，而是一路北上，“越过了欧洲船只常来的所有中国港口”（其实当时欧洲船都被限制在广州贸易，但笛福却没有提到广州，反而说“欧洲船只常来的所有中国港口”，显然他并不清楚当时中国的外贸制度），去了位于“中国海岸的最北部”的“南京湾”——笛福在这里犯了一个地理常识错误，南京其实位于中国海岸的中部，而且本无所谓“南京湾”之说（现在看来，笛福所说的“广阔的南京湾”，似是指长江口一带）。这也暗示了笛福其实并未真正到过中国，对中国的海域和港口缺乏足够了解（不过那时候欧洲没有到过中国，却大写特写中国的人多得是）。但因为“南京湾”里正巧有两艘荷兰船，鲁滨孙担心会落入荷兰人手里（因为怕被他们误认作海盗船），所以就改泊到了“南京湾”南一百二十六海里的小港口“金昌”（Quin Chang）。在“金昌”，一个日本商人买下了他们所有的鸦片，又租下了他们的船。处理完了货物和船只以后，在等待四个月后的集市期间，鲁滨孙一行为了散散心，到中国内地作了两三次旅行。

　　范存忠主张“金昌”是杭州：“至于‘金昌’，他（笛福）也没有说准，看来他要说的不是Quin Chang，而是马可波罗游记上的Kinsai或Quinsay（‘行在’）即杭州。应该说鲁滨逊是在杭州登陆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但我认为，“金昌”并不是指杭州，而很可能是指杭州湾北侧的乍浦。不仅乍浦的地理位置较符合笛福的说法（大概位于北纬三十度左右，从“南京湾”——可能就是长江口——“往南行驶一百二十六海里左右”，“由于是逆风，我们花了五天才来到那另一个港口”——这段距离、所花时间和遭遇逆风（详见下文），正好说明鲁滨孙的船绕过了长江三角洲），而且乍浦港在清朝海外贸易中的作用，也非常接近笛福对“金昌”的描述。

　　据日本学者大庭脩说：“在以官商、额商为主要贸易形式的时期，即江户时代的后期，所有的商船均起航于上海或宁波。特别是1720年前后，来自浙江省嘉兴府平湖县乍浦港的宁波船更是有增无减。在乍浦，有为数众多的对日商品批发行，漂流到中国的日本人称其为‘日本商问屋’；唐货主的会馆——两局会馆也设在乍浦，使乍浦成为对日贸易的中心地区。”（《江户时代日中秘话》，徐世虹译，中华书局，1997年，第24页）

　　笛福则是这样描述“金昌”的：“从澳门来传教的神父们，在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进程中通常在那儿上岸，而欧洲的船只却向来不到那里……这不是一个商人活动的地方，只是在某些一定的日子，那儿有集市一类的活动，那时有日本商人去买中国商品。”（第379页）“这里通常是有集市贸易的，最近的一次集市已过去了几天，但我们看到河里还有三四艘中国帆船和两艘日本船，这两艘从日本来的船已装好了在中国采购的货物，但由于一些日本商人还在岸上，所以没有启航。”（第383页）“大概再过四个月，我们待的这个地方又将有一次大规模集市，那时我们也许能买到这个国家的各种产品，同时也可能找到一艘人家愿意出售的中国帆船或东京湾来的船。”（第387页）

　　当时中日间的海上贸易主要利用季风，即春夏利用西南季风去日本，秋冬利用东北季风来中国。一来一去之间，两地的港口都会有一段空闲时间，所以乍浦港也应有“忙季”（集市）和“淡季”。从时间上来推算，鲁滨孙到乍浦港应是1702年7、8月（西历）之交（所以从“南京湾”南下时遭遇了逆风，因为那时还在刮西南季风），那时候正值“忙季”刚刚过去，即大批商船已从乍浦港起航赴日本，要等四个月后的下一个“忙季”，也就是东北季风刮起后的一段时间，才会有大批来自日本的商船和大量货物云集乍浦港。小说里还写道，在鲁滨孙于1703年2月（西历）初从北京出发之前，“我的合伙人和老领航匆匆去了我们当初抵达的港口，为的是处理我们留在那里的一些货物”（第393-394页），那时应正逢乍浦港进入“忙季”（距鲁滨孙登陆“金昌”也正好约有四个月），他们很容易出脱留在那里的货物。可见乍浦很符合笛福笔下的“金昌”。而鲁滨孙到达那儿的1702年，笛福出版此小说的1719年，也正是大庭脩所说的“1720年前后”。所以，“金昌”很有可能即指乍浦，而不大可能指杭州——当时的杭州并非外贸港口，也并不开展对日本的贸易。

　　至于发音上的截然不同，笛福自己其实也有个解释：“他所说的那个港口名称，我也许拼音有误，因为我没有特别用心记住其发音，而我记下这地名和许多其他地名的笔记本又因碰上意外，着了水之后也就全完了……但是有一点我是记得清楚的，就是在同我们打交道的中国或日本商人嘴里，这地名同那葡萄牙人领航员说的不同，他们对这地名的发音就是上述的金昌。”（第379页）这里鲁滨孙的表述稍微有些混乱：既然“金昌”这个发音是葡萄牙人领航告诉他的，而中国和日本商人嘴里的发音与彼不同，那么又怎么可能“他们对这地名的发音就是上述的金昌”呢？但不管怎么说，这里的混乱本身就告诉我们，对于“金昌”这个发音我们不必太当真——笛福根本就不懂中文，也从来没来过中国！

　　而这个既不懂中文、也没来过中国的笛福，怎么就会阴差阳错地写到了乍浦港——这个对日贸易的专用港，欧洲船从不涉足的地方，则只有问他本人才能知道了。曾替政府做过“间谍”的他，肯定有自己的“情报”来源——只要看整个的《鲁滨孙飘流记》《鲁滨孙飘流续记》，栩栩如生地写的都是他从没经历过的事情，就可以知道他搜集处理“情报”的能力如何了得了。

　　鲁滨孙登陆“金昌”的一百四十年后，或笛福出版此小说的一百二十余年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1842年5月17日，英军攻陷乍浦，纵兵烧杀掳掠，史称“乍浦之变”。这是后话了。此事与笛福写到“金昌”有无关系？姑留待“反间谍”侦探们去探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