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隐士向为士人甚至普通民众所重，范晔《后汉书》为“逸民”作传，绝不偶然。岂止范晔，司马迁《史记》更以《伯夷传》作“列传之首”，自然也是为了赞美褒扬逸民伯夷。
隐士隐居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不说后世将它视为“终南捷径”的假隐士、假隐居，我们从《后汉书》所传之隐士看，他们之甘心畎亩，憔悴江海，固有“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共同因素，但细细分析，隐士们归隐的出发点、旨趣、对隐居以至于对人生的价值判断都是颇有所不同的。大别之，隐士主要有两类：一类的精神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道家；另一类的精神思想根子则主要是儒家的。
先看看第一类的隐士，如东汉矫慎，他是扶风茂陵人，少好黄老，隐遁山谷，住在山洞里，仰慕仙人赤松子、王乔的导引之术。矫慎与同乡马融、苏章同时，都享有大名，然马融、苏章皆自以为不及。当时曾有人写信给他，希望他出山谋世，他不为所动，到七十余岁时，还不肯娶妻，后来突然归家，预报死日，到时果然逝去。
矫慎无疑是饱学之士，也通儒学，故为马融、苏章所钦，然其人旨趣更在求道修仙。《后汉书·矫慎传》谓：“后人有见慎于敦煌者，故前世异之，或云神仙焉”，矫慎被看成神仙者流，便透露了此中信息。
秦汉时代，黄老神仙之学大行，入山林隐居修行者当不在少数。但有些人之入山林不必如矫慎辈习导引术求长生，而是性情所致，受老庄思想影响，以不受束缚，见道适性为志。如有名的向子平，他“好通《老》《易》”，“隐居不仕”。据说他读《易》至《损》、《益》卦，喟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富不如贫，贵不如贱的意识，当是从道家尚柔疾刚、尚虚疾盈而来。向子平后来“遂肆志”，和他的同好朋友禽庆，游五岳名山，最后不知所终。
《庄子·刻意》曾指出具有道家思想背景的隐士即形成了两种类型：一种崇尚自然，追求无为闲适的生活境界；另一种则是导引之士，以获得长生为目标。向子平之类的隐者似乎主要还在求自然无为，内心自足，与导引求长生者不同。
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其归隐，或非其初志，有的是为远祸避害，如逢萌，因王莽杀了他的儿子，他怕祸及自己，带领家属渡海，客居辽东，后来又隐居山东的崂山。但大多数儒家隐士之归隐，首先出于性分的因素。如太学生出身，善谈论，博通五经的井丹，《后汉书》说他“性清高，未尝修刺候人”。
当然，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之选择隐居之路，除了性分上的不耐拘束，不慕荣利，欲寻求一种自在自由、琴书自得的生命安顿方式外（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庄子》书中所说的“江海之士、避世之人”类似），值得指出的是，有些人恐还有因崇尚道义、气节，想以此来矫风俗的意图。这一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已经清楚，他指出东汉人之归隐，“或高栖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所谓疾物矫情，就是痛恨浇薄的世俗之情，欲起而矫正之的意思。有名的梁鸿，我觉得就是东汉时代“疾物矫情”的“逸民”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除了孔子，梁鸿最佩服心仪并引为榜样的是季札与鲁仲连。季札与鲁仲连之美，主要在于辞名位，鲁仲连之高风，还在“义不帝秦”。梁鸿之隐居，他之赞季札、鲁仲连，的确传达出他对东汉统治者不满情绪以及保持独立人格，不臣天子的心志意向。
不臣天子，不事诸侯，似乎是当时一部分儒家隐士的价值追求。他们为了保持独立的人格，坚守山林，甚至在最高统治者亲自出马欲网罗招致的情况下，犹昂然不顾，不为所动。如光武帝曾亲临被范仲淹称颂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严子陵住处，史称严正在睡觉，竟卧不起。光武帝因抚摩他的肚皮说，“子陵，不可助我治国焉。”严子陵竟不应，过了好一会，才张开眼睛盯着光武帝说：“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传说尧曾欲禅天下于巢父，巢父拒绝。严子陵虽美光武为尧，然以隐士巢父自居且以明志，光武无可奈何，叹息而去。周党也是这样，被征召，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头上裹树皮做的绡头，来到京城。光武帝引见时，“党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帝乃许焉。”皇帝召见，竟然不抬眼看皇帝。当时有大臣视周党为“骄悍”，是“大不敬”，幸亏光武帝不以为意。另一个隐士王霸徵到尚书省时，“拜称名，不称臣。”有司问缘故，他引《礼记》回答：“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终遂其志。
严子陵、周党、王霸等作为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以不臣天子，不事诸侯来标榜品节，激励士风，他们追求精神自由，维护独立人格，品节高尚，虽不入世用世，但其作为也并不与儒家精神相悖。更不用说像梁鸿那样具有批判精神的隐士了。这些隐士的存在，对净化东汉士林的道德空气，矫扭奔竞功利的世俗之情，的确也起到一定作用。赵翼、章太炎等学者都曾说东汉是我国历史上士风最正，士人最讲气节的时代，这其中，未始没有隐士们的影响。后来那些积极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都推崇褒扬这样的隐士，像宋代标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对严子陵的称颂，主要也是着眼于这方面吧。
对于政治，儒家的理想是行仁政，东汉的儒家隐士，虽很少介入世事，但从一些隐士偶然触及政治时的言论看，他们寄望于统治者的，也就是行仁政，履行儒家的价值观念罢了。三公之一的司徒侯霸是严子陵的朋友，曾派人到严子陵处，请教一些问题。严子陵不答，拿了个信札给来人，口授了下面这些话：“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告诫侯霸对上不可阿谀奉承，而应施行仁义之道。梁鸿之作《五噫之歌》，无疑也是因为他感到当朝天子未行仁政而发出的呐喊。《后汉书·逸民传》记汉阴老父（老人）事曰：
汉阴老父者，不知何许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过云梦，临沔水，百姓莫不观者，有老父独耕不辍。尚书郎南阳张温异之，使问曰：人皆来观，老父独不辍，何也？老父笑而不对。温下道百步，自与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达斯语。请问天下乱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圣王宰世，茅茨采椽，而万人以宁。今子之君，劳人自纵，逸游无忌。吾为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观之乎！”温大惭。问其姓名，不告而去。
汉阴老父应该也是具有儒家思想背景的隐士，他所称颂的住茅草屋，生活简朴懂的古圣王，就是指儒家理想中的明君尧、舜。他对汉桓帝的批评比之梁鸿批评明帝还要直接尖锐。特别是他关于君主职分的思想，实在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之以此出发批评汉桓帝，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后来黄宗羲在《原君》中所表述的观点，不就在它的范围之内么！汉阴老父对张温说“今子之君”，明白表示自己不承任桓帝为天子，不臣这样“劳人自纵，逸游无忌”的君主，在封建时代，这不能不说是振聋发聩之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朝廷大臣的张温的反应是“大惭”，我以为，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士风确实非后世可比，即使是朝廷中的士人，也懂得一点廉耻的。
因此，东汉儒家隐士，虽然逸处山林，但并不乏早期儒家那种明君、仁政的理想。社会现实自然难以与理想相符，所以他们往往对现实持批判态度。这与后世的陶渊明也既有静默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是决无二致的。东汉的儒家隐士们在精神世界上，与孔子、孟子并没有多少差别；而与那些既怀抱儒家理想又不忘人世功名的儒者相比，则他们的这种批判精神是后者无法比拟无法企及的。他们也更能保持自由的独立的人格，从而在道德上显得更纯粹、更高尚。这就是为什么所谓“出世”的他们能够受到“入世”的儒士高度赞赏向往而被极端专制的帝王疾恨的内在缘由。朱元璋曾评论严子陵，“吾观天下之罪人，罪人之大者，莫大乎严光。”他大约也看到了儒家隐士批判现实以及痛恨暴政、专制因而不臣暴虐天子、追求自由独立人格的一面。
梁鸿、严子陵之类儒家隐士的存在，对激励士风，模塑儒家精神型的人物甚至社会风气的确可以起一定作用，所以优容隐士的帝王常被看成明君的标志，范仲淹称赞严子陵时说他“成光武之大”。优容隐士的确也需要胸襟与度量，光武帝的确有其“大”的一面。与光武帝相比，朱元璋显得何等小气与狭窄。光武帝懂得“人各有志”的道理，懂得尊重别人的选择与人格，我想，东汉时代，“士”的风气之所以比较正，与光武帝的这种大气也有一定关系吧！而朱元璋这样极端专制的帝王，对“士”的风气、对“士”的人格的戕害，并进而对全民道德造成的戕害，又何可道哉！又何可道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