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而且说的老话多，说多了儿孙们不愿意听。可是今天我说的，应该好好听听。

　　这大概是我最早的记忆，68年前我才三岁半。家就在老城隍庙里。那是一个夜晚，印象中下着毛毛雨，阴冷阴冷的。母亲抱着我，提着一个热水瓶，开门出去，门外来了许多许多穿黄衣服的兵，刚刚攻占上海的解放军。我们屋里有许多邻居亲友，不知聚集在门口的这些兵会做什么？我母亲胆大，就以送热水为名出门去看，把困势懵懂的我抱在手中，表示妇孺的弱小且无敌意。家里的人紧张地等待着。

　　母亲的热水和试探的邀请还是被谢绝了。我依稀记得那个军人脸上的笑容并不多，但还是打招呼说对不起打扰了，你们安心休息吧。说着北方话的兵就在江南的细雨和凉风中，在我们家门口露营。靠着老百姓的门板，抱着枪枕着同伴的肩膀睡着了。这让父母和乡邻亲戚都感动不已，立刻征服了他们的心，因为在这扇门前，曾经也来过不同的兵。

　　1937年冬天，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南市。我家的正对面有一块旧的火烧场，就是现在豫园那块著名的“玉玲珑”下面的空地。那时有不少无家可归的难民，就用破木板油毛毡搭了些破棚棚滚地龙挤住在那里。天冷，难民用柴爿生火取暖，不慎走水，破木头破布油毛毡引起的火势很大。东洋人怕有人乘机作乱，派来了不少全副武装的军人警戒。

　　火光惊动了我阿爹养的一只画眉鸟不停地鸣叫跳腾。鸟笼挂在二楼的阳台上，是黄铜梗子做的，老佣人洪奎每天擦得锃亮。日本兵从鸟叫看到鸟笼，大概以为那是黄金做的，就用枪托打门，用日本话大声地喊叫。屋里除了家人邻居还有一些逃难的亲戚。一屋子人谁也不懂喊什么，个个吓得发抖，谁也不敢去开门。后来不知谁说，再不开门日本人要烧房子的！于是老洪奎瑟瑟抖着去开门。才拔了门栓，日本人就撞开了门，老洪奎一下子被撞到墙上，当场就蹲下昏过去了。日本兵冲上二楼，摘下鸟笼扬长而去。可怜的老洪奎再也没有醒来，高烧惊悸抽搐，昏迷几天后，悲惨地死去了。

　　家门口还有一次险情，是抗战胜利后一个夏天的晚上。我父亲看见九曲桥边两个小流氓拦住路过的小姑娘，七搭八搭地在调戏，小姑娘吓得要哭了。父亲生气上前指责小流氓：“介下作！”小姑娘逃走。小流氓说：“好，算你狠！”不久，楼下来了大群流氓，要叫父亲出去“摆平他”，还点着报纸往楼上丢。家人无奈请来管得意楼书场的“有面子的人”，劝退了流氓。第二天母亲再到得意楼茶馆去见流氓低头服软，还搞落几碗大肉面钱。风波才告平息。

　　有这些遭遇，与那天的解放军对比，父母对新政权是绝对的拥护。很快，他们把大哥送去参军，自己还积极担任社会工作。父亲当过房地产工会和市政工会筹委会的领导，母亲也在邑庙区民主妇联工作过。如今上海解放已是68年了，但父母当年向我叙述这些事情时，那由衷的敬佩之情，至今犹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