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蒋家巷居委会的前身　

　　许多难民，一日三餐，吃饭用粮的数字很大。坐吃山空，玉皇山的存粮很快便颗粒无存，眼看要断炊了。李理山不畏困难冒险下山，通过日寇层层的封锁，到杭州市去找当时的慈善团体“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支援。该会派人了解山上处境困难，同意供给粮食。李理山又组织人力下山运粮，一路上要通过日寇的岗哨关卡，困难重重。有时被敌人查出，日寇强说是这是给山中抗日游击队偷运粮食，人被折磨，粮食也被抢去。于是李理山又要设法请“红十字会”出面打交道、开证明，还要巧作掩护，才能把救济粮送上山。有时粮食上了山，而他本人却是空腹回到观中。虽然如此艰难、危险，而他依然认为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山上香火既停，这近两千难民的生活，经济支出浩大，渐渐难以为继。李理山道长派了他的徒弟吕宗安前往上海，利用“租界”的偏安，在陕西路蒋家巷创建了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筹措救济杭州难民的食宿。这就是我们蒋家巷居委会的前身。

　　算来这个时候我家刚刚搬到蒋家巷不久。大概我妈妈也去过那个地方烧香捐钱的了。我们家是在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逃难到蒋家巷的。李理山于1939年在蒋家巷建立玉皇山福星观分院。史料中记载上海福星观得到的宗教收入送回杭州，供给玉皇山上的难民生活开支。这样总共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后来杭州的战事逐渐平息下来，难民也纷纷下山谋生，人数渐次减少，玉皇山的难民收容所才告结束。

　　我问起家里年长的人，对小庙里的印象都很深，有一位老同学宏根说，以前最早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咸菜作，就是做咸菜的作坊，后来才成为居委会。

　　据说蒋家巷在1949年之前是个贫民窟、流氓窟，而在1949年之后，虽然关掉弄堂内的妓院、赌窟、鸦片馆，但贫穷和暴力仍在这座四通八达的弄堂中蔓延。蒋家巷有所谓“四大天王”的时代，我还没有出生，据老人们说，他们都是沪西的流氓大头子。其中一个叫金宝的天王，曾单身一人在腰上插一把匕首，把静安寺的百乐门舞厅冲了个稀巴烂，十几个保安都近不了他的身。而在附近大自鸣钟的一场群架中，金宝的腿上被戳了五只洞，被人抬着回来。老人们说，尽管四大天王在外面名声很响，但从来不在蒋家巷内斗殴。我妈常说：“以前的蒋家巷，样样有。”大概我出生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蒋家巷开始大整肃，四大天王中有三人被政府抓去枪毙了，还有一人，就是金宝，因为瘸着腿，被判了20年。在我懂事的时候，蒋家巷只剩下供应酱米油盐、杂货、老酒的几家店铺了。在这所有店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爿老酒店和一爿酱菜店。

　　这爿老酒店坐落在弄堂的中段，左首是一曲尺形的柜台，里面排着十几只老酒甏，均用青瓷制成，甏上用白纸写着：“土烧”“黄酒”“五加皮”“绿豆烧”“状元红”“大曲”等等酒名。每个甏上都有一个厚布缝起的圆盖头。老板姓吴，圆圆的脸，大大的嘴巴，逢人便笑。老酒店的右首则排开三四只方枱子，供酒客在里面小酌。

　　我父亲嗜酒如命，闲来无事便到酒店吃老酒，与老吴便成了好朋友。三年困难时期，我只有六七岁，记得那时父亲常领着我到老酒店去坐坐。那时已经没有酒，连吃饭的粮食都没有，哪里还来酒。但老吴不知从哪里总会弄到些土烧，不敢公开外卖，便把酒灌进我父亲随身带的小茶壶中，偷偷地卖给我父亲喝。我父亲便手摸着茶壶朝嘴里灌，外人只道是我父亲在喝茶。1962年，我父亲58岁撒手西去。我的脑海中至今还留着父亲坐在老酒店的柜台前，笑眯眯地一边与老吴闲聊，一边摸着茶壶喝酒的模样。

　　对酱菜店的印象则是在我小学毕业刚入初中的1967年。这爿酱菜店老板娘是天津人，女儿也正与我同学，却不在一个班级中。气人长得皮肤雪白，眼睛细长妩媚，但由于跟我不是在一个班中，当时又不时兴男女学生自由交往，于是每每经过酱菜店，便要抬眼往里瞟几眼，希冀看看那个皮肤雪白的女孩。有时去买酱菜，明知道她家的酱菜要比隔壁国营商店中的贵一点，也还是踏进门去，有时就为了去看她一下，但当时却始终没有想到如何去搭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