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渔场资源丰富

　　上海渔民在海边摸清海水潮汐规律，踏浪踩涛，躬耕碧波，推网捕鱼捞虾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南宋《云间志》有华亭县池塘养鱼的记载。明吴郡黄省曾《鱼经》称：池塘养鱼，“其秧也，渔人泛大江，乘潮而布网取之者”；“鲻鱼，松之人于潮泥地凿池，仲春捕盈寸者养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为池鱼之最”。清初曾羽王《乙酉笔记》载：“嘉靖末年，海上倭起，海禁甚严，寸板不许入海。”清初，因郑成功据台，“海中严禁，寸板不入”，“家有藏网者以叛逆论”。明代嘉靖年间，上海出了一个著名的将领郑若增，曾在抗倭军中任职，随水师战船亲历渔场、海岛巡游督汛，目睹沿海渔民扬帆驾舟在渔场作业，其人数已经是“不啻万计”。

　　由于海上艰险作业较多，渔船、人员事故常有发生，海边渔民迫切需要寻找自己需要的精神寄托，盼望逢凶化吉。拜龙王，拜观音，特别是下海庙里拜海神妈祖，就成为上海渔民的一个独特的祭祀方式。现虹口区昆明路、海门口的下海庙，这座庙，早先就是祈求海神保平安的海神庙，清嘉庆年间建于今东长治路东、海门路西的下海浦上的提篮桥（今已不存），据说就是当年渔民香客提着盛放香烛的篮子，过桥去下海庙求神护佑而得名。当然，还有一说：说该桥由当时的瞿、蓝两姓的大户捐资所建，名瞿蓝桥，后音变为提篮桥。不论哪种说法，崇拜海上救苦救难的海神，由此产生了许多渔人的信仰习俗，则是事实。

　　上海渔场资源丰富，有近海渔业资源、长江渔业资源、内陆湖河渔业资源，内陆水面24.8万公顷，有湖泊60多个，以青浦县西部为最多。上海最大的湖泊淀山湖，有水产品42属62种。四鳃鲈鱼，松江特产，呈纺锤形，长约15-20厘米，重2-3两，头大扁平，眼小生于上方，口宽扁，腹灰白，背呈灰褐色或带枯黄色，有黑纹四五条，肉嫩，无刺骨，味鲜美。《后汉书·左慈传》载：曹操设宴，左慈在座，操曰“今日盛会，珍馐略备，所少松江鲈鱼耳”，可见“松江鲈鱼”之珍贵。隋大业《拾遗记》载，吴人献松江鲈鱼供炀帝品尝，帝赞赏曰：“金齑玉脍，东南佳味也。”后世誉为中国四大名鱼之首。可惜，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因兴修水利和水质污染，四鳃鲈回游和生存环境，几近绝迹。80年代后，因海洋渔业资源过度开发，产量逐年下降，长江口鲥、银鱼、中华绒螯蟹等资源严重衰退，90年代无产量可计，确实是很可惜的。

　　《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文献都记载，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有孙恩凭借其海盗团伙的兵力优势，攻陷沪渎城，提到“沪渎”。孙恩作乱，从定海向北，沿海骚扰。时上海属吴郡，由郡太守袁山松（一作袁崧）守备。袁山松就在吴淞江旁修沪渎垒防卫，隆安五年，孙恩寇沪渎，袁山松遇害。袁氏在晋代本是望族，守卫沪渎如此忠勇，所以在地方上早有纪念他的祠祀，对他推崇备至。南北朝时期刘义庆等撰《世说新语》也提到了发生在公元四世纪初上海周边沿海发生的一场战事，说明那一仗打得很是惨烈。

　　先看“沪渎”一词，说白了，就是在吴淞江下游近海的河口段，是为江海要冲之地。所谓“渎”，本意是不受任何阻碍直奔入海的江河，也是太湖流域古代专指河段的名称，如公元前11世纪的泰伯渎（在今无锡），三国时期吴国（江苏句容至丹阳）的破岗渎，均称“渎”，元嘉十一年（434年）姚峤指出：“二吴（吴郡、吴兴），晋陵，义兴四郡同注太湖”，由于“松江沪渎雍噎不利”，造成太湖上游泛滥成灾。《吴郡石像碑记》（550-551年）记载：“吴郡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曰沪渎”。这些史料都说明“沪渎”是吴淞江下游的入海河口段。

　　而“沪渎垒”则是在吴淞江入海口修建类似堤坝的工程，《晋书·虞潭传》记载：“（虞）潭为吴国内史（相当于苏州太守），成帝时（236—342年），年荒，百姓饥馑，潭修沪渎垒，以防海抄”。又《资治通鉴》记载，“晋隆安四年(400年)冬十一月，吴国内史袁崧筑沪渎垒，以备孙恩”。根据史料记载，说明历史上的沪渎曾经有过两次筑垒，以应对战事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