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志标主持了追悼仪式。李先生请来了国民党上海市地下组织负责人致悼词。他肯定了谢团长几年来带领部下坚守四行仓库和孤军营的抗日功绩，说政府和老百姓是永世不会忘记的。同时，他对目前尚在孤军营的官兵进行慰问，勉励大家在几位连长领导下，继承谢团长的遗志，团结一致，继续努力。接着，还有几位学生和其他代表发了言。说实在的，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心思听下去，脑子里全被“孤军营的弟兄们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占据了。直到哀乐声突然响起，那沉痛的声调，才使我清醒过来。

　　追悼会结束了。群众绕场一周后，棺木就要盖上抬走了。我们从此再也见不到谢团长了！为了争取再看上一眼这位抗日英雄，很多人拼命地向前挤，场内秩序顿时乱了起来。幸好将士们事先已作了准备，挑选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排在前面，引导着吊唁者绕过灵柩，然后从礼堂后门陆续出去，秩序才稳定下来。这时，我们几个女学生忙把用白绢包好的各自的相片，放在谢团长的枕边。谢团长在上海遇刺身亡，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子女，就让我们这些相片伴随着他长眠于地下，慰藉他的英魂吧！

　　大礼堂的后门打开了。乐队在前，谢团长的灵柩随后，再后面就是孤军营干部以及李先生等随行人员。大家缓缓地向营区大门走去。参加追悼会的人们，很自然地分列成两行，夹道相送。大把大把的素色鲜花，向着这支送殡队伍抛去。随着孤军营大门的打开，海防路、胶州路上的老百姓，也同样自觉地列成两行，目送着这支悲壮的送殡队伍。

　　落入魔掌：孤军营将士被迫修路

　　谢团长去世后，整个孤军营的气氛变了。往日走进营门，感觉充满生气，将士们忙忙碌碌，面带笑容。如今却不同了，看到更多的是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模样。几位连长无论才能还是威望都有欠缺，孤军营真的出现了群龙无首的局面。早锻炼流于形式，文化课上不下去了，孤军剧团的排演也时有时无。

　　有一天，我们照例去孤军营探望，不料被白俄哨兵挡住了。他们客气地说：“这是上面的命令，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别白跑了，快回家去吧！”可是，我们每隔几天，仍身不由己地要去那儿看看，哪怕围着孤军营区走上一圈，心里也好像要舒服些。

　　1941年冬，日本鬼子偷袭了珍珠港。我们明白孤军营的灾难时刻快到了。但我们几个女学生仍很天真，跑到工部局去找我们熟识的白俄哨兵，恳求他们偷偷地打开营门，让孤军将士们逃走。那几个白俄哨兵苦笑着摇摇头。又过了几天，我们再去胶州路时，看到眼前的景象全变了，隔离的围墙拆了，里面的营房被推倒了，孤军将士踪影全无。我们只觉得血往头上涌，眼泪止不住从面颊往下流。我们找了住在营区对面的一位老爷爷，向他打听孤军营的下落。他悲愤地说：“作孽啊！这些人被关了这么长时间，前几天晚上工部局派来了几十辆卡车，把他们全都装走了。卡车是往西开的，谁也不知道把他们运到哪儿去了！”

　　然而我们仍不死心，几次三番到海防路、胶州路附近的居民家去打探消息。最后，在一户居民家里，遇到一位年轻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们说：“上星期，我到虹桥路一位亲戚家去，那亲戚就住在沪西租界的边上。在他家不远的地方，有长长的铁丝网隔着，有日本鬼子来往巡逻。我看到很多人正在那里修路，不停地挖呀抬呀。起先我还以为那些人是被日本鬼子拉来的民伕。但仔细一看，这些人都穿着破旧的军装，其中有几个我还认得，就是孤军营里的士兵。看他们脸色又黄又瘦，疲惫不堪，真是作孽啊。日本鬼子手里拿着又粗又长的皮鞭，还牵着又高又大的狼狗呢！”

　　我和妹妹、茵绿商量了一下，决定到虹桥路去探个虚实。星期六下午，我们三人向车行租了三辆自行车。骑到虹桥路口处，看到前面不远处果真有铁丝网。我们假装在马路上练习骑车，一边走一边暗暗观察，想证实一下那位居民说的是否属实，如果可能的话，就设法和孤军营战士通个信息。

　　那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冬天虽还未过去，却已有了点初春的气息。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我们看见沿马路西面一排，有很长的铁丝网拦着。稍远处，有不少人正在那儿干活。几个日本鬼子手里扬着皮鞭，那种耀武扬威的架势，叫人看了恶心。

　　我们三人并排骑着自行车，向那群修路人慢慢靠近。起初他们谁也没在意，只是埋头在干活。当我们骑着自行车再次接近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刚好抬起头来用袖子擦汗，无意之中，和我们的目光碰了个正着。顿时，这群人中起了一阵骚动，好多人都抬起头来向我们这个方向望着。啊，我们看到了伍杰连长，他向我们做了一个“快走”的手势。我们也怕被日本宪兵发现，对他们造成不利，只好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骑着自行车回家了。我们终于知道了孤军们的下落，亲眼看到了他们在皮鞭下做苦工。一道又粗又长的铁丝网，硬生生把我们隔开了。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骑了车向虹桥路口驶去。修路工程进展很快，仅隔了一天，已距离虹桥路口不远了，和我们骑车过来的这条路快接上了。由于昨天的相遇是在彼此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双方只是相互看了一眼就分开了。今天，我们寻找机会，希望能相互通个信息。远远的，我就看到修路人中间不时有人抬起头来张望。趁日本宪兵不注意，我们将包着小石子的纸包，从下面丢过了铁丝网，然后若无其事地向前慢慢骑过去，直到马路的尽头。坐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后，我们又起身慢慢腾腾往回骑。这时，看到伍杰假装小便，顺手把一个小纸包丢在铁丝网外的马路边上。当时我们不敢去捡，先骑车到徐家汇附近一家电影院去看了场电影，然后再向虹桥路骑去。

　　到了那儿，果然修路人已收工，鬼子也不见了。那个白纸包，依然躺在马路边上。我下车把它捡起后，塞进口袋，招呼同伴赶快骑车回家。那儿本是个危险之地，何况天已快黑了，我们毕竟是三个年轻的姑娘。骑车到了徐家汇那里，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就停了下来，把纸包打开一看，是伍杰连长写的：“三位叶小姐，能在这种地方看到你们，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在租界被接收前几天，就被当局引渡给了日本鬼子，一直在附近做苦工。昨天看到了你们，你们给了我们力量和勇气。我们生活再苦，劳作再累，信心不变。我们决定要设法脱离苦海。你们今后决不要再来看我们了。千万不要来，这太危险了。你们应该好好地保护自己，为今后报效祖国。”下面具名是“全体战士”。看了这纸条，我们三人抱头大哭。

　　回到家里以后，我们一直在苦恼着，不知下一步该做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了孤军将士们的下落，为什么不去多看他们几次呢？经过了几天的思想斗争，勇气战胜了胆怯。我们又租了自行车，冒险去虹桥路口探望。谁知老天不遂人愿，连接虹桥路口的道路已经修好，铁丝网也已移动了位置，虹桥路上再也看不到修路人的身影。人海茫茫，前途难测。如今一别，何年何月再能见到他们呢？

　　附记：1942年，我和妹妹以流亡学生的身份辗转到达重庆，先后上了大学。1943年夏天，我意外地遇见了从日寇魔爪下逃脱的孤军营排长陈祖谟。我就读的大学得到消息后，还把他请来作报告，介绍他们后来的苦难经历。1947年初，我从上海去南京，在北火车站月台上，巧遇了曾在孤军剧团一起演出的石洪谟。他当时已担任上海站的铁路警察。这些都是后话了。

　　叶茵绿于1946年患肺病去世。我妹妹叶珉也在1973年因肝病去世。当年的“三位叶小姐”，如今只剩下我一人，而我也已经94岁，来日无多了。二十年来，几乎每年的4月24日前后，即谢晋元团长殉国的纪念日，我都要去他的墓前凭吊，献上鲜花。鲜花下系的写有挽词的卡片上始终是三个人具名：叶琬、叶茵绿、叶珉。

　　（摘自《上海滩》2015年第7期、第8期、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