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初到上海

　　1854年，第一上海正陷于太平天国同盟者之一的小刀会叛乱中，那些红巾缠头的汉子，正占据着六扇城门的老县城，做着江山再造的黄粱美梦，而且，想来陈阿林、刘丽川两人，常会从大境阁箭碟背后闪出脸来，看着城下清兵大营而发出豪迈的大笑。第二上海呢，堪堪成立了一个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尽管那时第二上海远远没有进入它的前夜，但殖民地式样的二层建筑已沿黄浦滩路错落有致地一一伫立，叫做霍格的那个威猛的英国汉子，也与玩伴一起，鞭策着胯下之马，沿花园弄一路向西，玩着“跑纸”游戏。

　　半年私塾的叶澄衷还读不通“海通以来，挟土货与外人交易，或居间逐什一利，以宁波人居多”，也读不到“沪上自各国通商以来，万商辐辏，吾乡之客沪者日盛”，但早早地从乡里乡亲嘴里听到的上海何止一鳞半爪，上海充满了机会，而且，在那里，他又可以与哥哥成义会合，无论怎样，他都要去往上海！

　　问题是那两笔费用又哪里觅得？百孔千疮的这个家，愁云惨雾的母亲的脸，叶澄衷是被真正地难倒了。事情最后还是靠母亲咬牙搞定。怎么搞定？家里确实穷得没有多余的一枚铜板，但来年收成不还可以作一个预支吗？母亲找上人，将来年稻谷抵作当下费用，她这破釜沉舟般的抵死一搏，终于让叶澄衷得以成行。

　　踏进上海，叶澄衷第一个打工点是家杂货铺，地处法租界。其时法租界自然还是相当苍白，敏体尼刚走，爱棠接任，领事大人也就居住在经常被潮水淹没一半的破屋中，法租界最大的商行大概也就雷米的钟表行，远远没有1914年越界筑路后的气象，更谈不上后来西进运动所诞生的精致和优雅。

　　在这家杂货铺，叶澄衷的人生没有丝毫出彩，有的只是苦度。每个夜晚，歇工之后，当他将杂货铺的“排门板”一一安上，踩着“咯吱”作响的地板而爬上木板床上，躺在发出异味的被窝里，看着窗外漏进的月光，应该时时感觉到凄凉的月光犹如自己的内心，而天幕上闪烁的群星，亦让他的内心泛起阵阵暗淡和悲伤。上海，那在家乡被人嘴里反复念叨的上海，那个仿佛到处都有银子因而充满了魔力的上海，对他叶澄衷难道只是意味着这个可怜巴巴的杂货铺？难道意味的就是每天重复、仿佛永无出头的这些无聊日子？

　　若干个季节在第二上海里很沉闷地度过了，没有什么值得叶澄衷记取和回忆，如同凝然不动的池塘，死水一潭，毫无生息。直到有一天，忍无可忍之下，叶澄衷对杂货铺说了声“拜拜”，拂袖而去。

　　当叶澄衷再也不能忍受法租界杂货铺生活时，那朱葆三，有的又是怎样一种人生？咸丰十一年，即公元1861年，朱葆三也只身从定海县来到上海。他因了怎样的原因而前来，历史对此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他那四品父亲正是在这年去世，家境日渐窘迫，他不得不来上海；另一种说法是父亲暂时还活在世上，但已沉疴缠身，一病不起，在这种情状下，他有减轻家庭压力或为家庭开辟生路的强烈心理，不得不来上海。两种原因不管哪种，被压力驱使而离开山明水秀的定海是一定的，还有一点也是一定的，开埠后的上海，经17年时间的打磨、营造，有了远比宁波更崭新的气象，在上海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这肯定是朱葆三前来上海的主要动力之一，满足个人欲望的动力。

　　带着母亲交给的一个旧竹箱和一卷铺盖（想来也十分的旧），朱葆三来到了上海。

　　朱葆三在“协记”五金店中做着学徒。所谓学徒，并非学做生意，或者拨拉算盘，那是学徒的高级阶段了，那刻，他这个学徒还很低级，他能做的不过是“扫地、挑水、洗衣、抹桌椅、给主客倒倒茶水”之类粗笨活儿，那些时刻，他是否与叶澄衷般的内心充满了沮丧？这个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他很受店主器重，因为勤奋，因为刻苦，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上的那些为人称道的品质，无论他是否读过四书五经，无论他是否深刻地理解了“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他人性中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如黑夜中的灯火，将他慢慢地引导向一个正确方向。

　　叶澄衷找到了他的人生新方向，尽管，他并不知道，这个新方向后来将决定性地引导向正确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