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是敌人还是朋友

　　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开庭受理重庆大轰炸索赔案之前三年，两位日本律师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在一个春日里来到重庆，那时他们一方面不受重庆人信任，另一方面又被看作是当代的“白求恩”。但是两个日本律师的解释让大家释然了，他们说我们不仅仅是在帮助你们，更是在帮助日本。日本政府直到今天，还在奉行不鉴史、不服罪、不理赔的“三不”政策。这让日本很难获得亚洲各国的信任；日本的战争罪行如果不得到清算，日本的和平就不会长久。如果日本政府能够向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实施可行的赔偿和救援，既可向世界表明，日本政府也像德国一样，是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政府；我们司法界如果能为重庆的受害者伸张一次正义，也是为日本挽回一点颜面。

　　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们过去从来不知道可以向日本政府打官司索赔，也不知道自己的苦难也是见证我们国家抗战历史的一部分。随着双方的合作慢慢深入，友谊逐渐加强，人们才明白，此“倭寇”非彼“倭寇”，他们是日本政府的“麻烦制造者”，是我们的朋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敌人。从正式代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原告团的索赔案，到东京地方裁判所第一次开庭，这两个日本律师每年都要自费来重庆来调查取证。他们每一次取证，都是对这座城市重新认识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国家曾经犯下的战争罪行的再发现。

　　首次开庭后，又接连开了几次庭，重庆的受害者分批前往日本上诉，对日索赔的声势越来越大，原告团和日本律师的合作也非常顺利。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成功地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让平均年龄都达80多岁的原告团成员们兴奋不已。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连北京的几家大媒体都派记者去东京采访，一个电视摄制组从重庆到北京再一直跟到东京。传回来的信息让人们相信，在日本的法庭上还是有道理可讲的，受害者们多年的冤屈现在终于有地方申诉了。另一方面，原告团那些退休多年的老人们也忽然发现，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的人，原来还有那么多“同病相怜”、志同道合的大轰炸受害者，个人的苦难记忆原来只是千万条不为人瞩目的小溪，现在汇集成了长江、嘉陵江，它一路向东奔去，冲向大海，冲向那个曾经犯下了战争罪行的岛国，要向他们讨回公道。

　　这年秋天，斋藤博士和梅泽一郎律师又来到重庆，这次他们想考察一下重庆在抗战时期的防空洞，因为它们是当年重庆抵御轰炸的最后避难所。斋藤博士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两张地图：“这是我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复印的两份当年日军轰炸重庆的指挥地图。那时日本的联合空袭司令部把重庆分为A、B、C、D、E五个区，你们看，A区是现在的江北嘴一带，B区是朝天门东部靠长江这一片，D区是半岛中央到嘉陵江这部分。鉴于上次开庭时被告方总是追问受害者具体地点，受害时间、经过等细节问题，因此我拜托大家在采证时，一定要逐一比对清楚，受害者是在哪个区、什么时间受到的伤害。防卫厅的战史研究室里资料太详尽了，所有的轰炸都有记录，出动了多少架次、什么机型、执行轰炸任务的时间，击落了几架中国战机，自己又损伤了多少，连投了多少枚炸弹，是燃烧弹还是爆炸弹、延时炸弹等都清清楚楚。他们不能掩盖轰炸重庆的事实，但他们会在细节上和我们较劲。”

　　有一次开庭时，一个受害者没有说清楚遭受轰炸的具体街巷，结果被辩方律师穷追猛打，他的证词差一点没有被法庭采信。因为他是逃难来重庆的“下江人”，所陈述的街巷又是老地名，早就不存在了。让一个老人家在尘封的岁月里找出一条小巷的具体位置与现在的繁华闹市区相对应，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是重庆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乡出现在他国的作战地图里，那感觉就像看到你家的客厅、卧室、厨房、书房被一群强盗谋划打劫、捣毁。虽然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作战地图了，但它们是故国、家园曾经被蹂躏的痛，没齿难泯，永远永远。

　　梅泽一郎律师这时拿出一份材料，说：“邓先生，我看了你对1940年端午节龙舟赛被炸事件的证言，但我认为还不够详细。我们需要更具体可信的细节和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