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水兵们写的是遗书

　　王福山直奔船厂。一个月后，便操艇奉命南下，通过台湾海峡，到达南海某军港。

　　海上强化训练循序展开。水下失事、脱险逃生、应急起浮、紧急倒、卡舵、大纵倾事故处理、水面救援，一个航次接一个航次演练，一个科目又一个科目验收。

　　王福山全身心沉浸于深潜之中，外部世界的一切都从他的思维程序与感观视窗消失了。所有试验项目、海上航行的组织计划部署，从文字到图表，已全部影印在他的大脑屏壁上。他给自己订立的标准就是：凡属与试验有关的一切东西，都要一项不落、一字不差地熟记在脑海里，每一个指令、计划、标准、程序都要吃透嚼烂。

　　王福山如此下足工夫，一是确保操纵指挥万无一失，二是让全体艇员对他这个“半路里杀出的程咬金”艇长，普遍建立起一种信任与信心。

　　此刻，艇员队的氛围紧张而诡异。对于“同吸一口气”的核潜艇官兵来说，谁都清楚极限深潜试验意味着什么。25年前美国“长尾鲨”葬身海底的惨剧，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沉重地压在艇员们心头。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畏缩，更没有一个人退却。

　　1988年4月28日。极限深潜试验进入24小时准备。年初刚刚卸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作为主管全军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军委副秘书长，密切关注着核潜艇极限深潜的进展。是日晚，王福山利用全艇点名的机会，作了深潜前最后一次动员，宣布了极限深潜组织计划和航行部署。

　　南国春夜，海风习习，椰影婆娑。深潜前的最后一个夜晚，艇员们在想什么、做什么？王福山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巡查了一遍。

　　临近就寝了，每个房间内务纹丝不乱，铺上床下看不到一件多余的东西。没有人统一组织，更没人公开号令，但似乎心有灵犀，艇员们的个人物品已全部打包整齐码放在床头，且无一例外地在包裹外工工整整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宽敞明亮的宿舍里，少了往日的喧哗与嘈杂。每走进一个房间，大部分艇员坐在小马扎上伏身床前闷头写着什么。见到王福山，艇员们自觉起身立正，等候问话。这没有什么不对，条令就是这么规定的。与往常不同的是，在这些“规定动作”之外，艇员们与他这个艇长之间多了一层亲近感，许多战士会情不自禁地或满脸庄重或满面笑容地与他握握手。

　　熄灯就寝哨音响过，王福山回到自己的宿舍。艇员们在写什么呢？他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两个从没想到的字眼：“遗书”。是的，水兵们写的是遗书！这又是一个没有组织动员的“幕后动作”。王福山知道，过度的紧张会滋生艇队的恐惧感，对如此重大的试验绝对是有害无利的。但是，设身处地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想一想，水兵们的行为也无可指责。万一试验失败了，他们为国捐躯了，这一纸“遗书”也算是留给他们亲人的一份寄托与念想。

　　1988年4月29日。南海某深水海域。

　　由十余艘舰船组成的试验保障编队各就各位，试验核潜艇如众星捧月般行进在警戒海区中心轴点上。

　　11时0分0秒。极限深潜试验海上总指挥、海军副参谋长石天定下达深潜令。

　　“下潜！”王福山发出指令，“前进一，艏倾三度！”核潜艇载着130多名艇员和50多名军地参试人员，向大海深处潜航。

　　要全面回顾和立体再现深潜过程，对于王福山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那时，我精神高度集中，除了眼前的各种指示仪表，脑海里一片空白。”在接受作者采访时，王福山描述说，平时出海，舱室里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这次下潜令一下，舱室内顿时寂静无声，而且越往下潜越寂静。寂静到什么程度？站在操纵指挥台，能清晰听到前隔板上那座标志性潜水钟走动的嘀嗒声。他唯一能够感觉到的是，各部门和岗位传来的口令报告尽管准确干脆，但普遍发紧，没有平常那么顺畅。

　　50米、100米、150米，一切正常。潜水深度190米。艇体开始传出受压声响，与水面通信联络突然中断。王福山把定潜航深度，火速查看通信系统，值班员报告仪器设备运行正常。他看了看声速梯度，确认通信中断不是设备故障引起的，而是由于水温条件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