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面对左倾思潮的逐渐严重，一些比较清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保护知识阶层，保护文脉，做出不少重要的决策。其中，成立文史馆，出版文史资料，是影响深远的举措。最近几年，我直接参与文史工作，对此体会得较多，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也有过感性的认识，那是来自我的外公。

　　我的外公易克臬（易敦白），湖南籍，曾赶上清末科举考试的末班车。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段祺瑞等人手下从事政治活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与了倒蒋反蒋的活动，失败后，退出政坛，在上海当了寓公，读书写字，修身养性。

　　上海解放之后，陈毅市长等领导，对老知识分子十分关心。文史馆成立之初，我的外公即被聘为馆员。在当时很多人眼中，把这些遗老遗少安排进文史馆，是让他们的生活有一个着落。现在反思，那还是表层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国家团结和谐的象征和胜利。体制把尽量多的人包容进来，是高明的政治选择。同时，这些老人，大多是饱学之士，让他们有安定的生活，能够继续他们的文化生涯，对国家和人民，善莫大焉。

　　在我的记忆中，外公整天坐写字桌旁，看古书，摆围棋，吟诗词。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中华新韵”的书，应该是多年研究的心得。有一段时间，我去玩时，发现他用蝇头小楷，写着什么长篇文字。我问他写啥。他指着一厚叠书籍说，文史馆号召大家写回忆文章，他在写北洋政府的一些事情。那一厚叠书，就是当时已经出版的文史资料。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喜欢读大本的书，像文史资料这样的内容，还是头一回见到，顿时来了兴趣，要求外公借给我读。他惟恐我遗失，要求我看完一本，还回去，再拿一本。因此，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去外公家，就是忙于还书和借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非公开出版的书籍，知道除了书店卖的书，还有如此精彩的内容。若干年前，我担任上海政协的文史委主任，发现“文革”以后的文史资料，全部变为公开出版。我觉得，那是违背周恩来总理当年设计文史资料的初衷的，极力呼吁恢复内部资料的出版形式，算是我少年时代阅读心得的一个结果。当年撰写文史资料的老先生们，如今全部作古。他们留下的海量的文史笔记，是今人研究近现代史的无法复制的原始素材。周恩来先生为民族文脉延续所做的贡献，永远为大家缅怀。

　　外公留给我更深的印象，是他积一生心血，积蓄起来的藏书。他所住的南昌路房子，底楼是约四米来高的客厅，全部被书架占据。东西两堵墙，书架由地面直达屋顶，玻璃的门，里面大都是珍贵的线装书。北面是个暗间，堆着笨重的木制的书箱。我问过舅舅，书箱里装的是什么。舅舅回答：二十四史。我那时候不知道古版的二十四史如何宝贵，但是，那沉甸甸的文化力量，深深地印进我的心底，永远跟随着我。

　　“文革”开始，党和国家的领导自顾不暇，文史馆的老人们自然也失去保护。外公家被抄了，没抄出什么金银宝贝，大卡车拉走的是无数珍贵的书籍，而且，从此不知下落。外公一次去文史馆接受批斗，回来的路上，被电线杆绊倒，再也没有站立起来。

　　外公和他的藏书，一直保存在我的心里。我想，这也是文脉的延续。我写过小说《雪庐》，其中，有外公的影子，也有他藏书的掠影。

　　一则豆腐掌故，细细品来令人回味隽永，明请看本栏。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