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刚毕业不久的李传文发了一条微博：“我要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他们都嘲笑我；之后我要去好莱坞，成为电影明星，他们笑得更大声了……让旁观者都见鬼去吧，因为他们只会说三道四，只要你自己努力，你就可以做到最好。” 

　　这是曾担任过美国加州州长的好莱坞明星阿诺·施瓦辛格的话。李传文是中国人民大学（下简称“人大”）法学院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硕士班的首届毕业生，也是班长。 

　　这个一度在国内独一无二的班级，在校外有个响亮的称号——“反贪硕士班”。他们的老师中有最高人民检察院一批高层“反贪精英”，不但要学习测谎技术，还要在模拟审讯室中“审讯”自己的同学。 

　　然而，随着第一批毕业生步入职场，职侦班正在面临外界越来越多的审视。 

　　检察系统官员出任导师

　　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教研室的何家弘教授是职侦班的催生者，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大boss”。在不少同学眼里，他是一位理想家——写过5部小说，致力于在文学中构建一个没有贪腐渎职的天地，并照应现实。 

　　2006至2008年，何家弘在最高检渎职侵权检察厅挂职锻炼，任副厅长。期间，他对腐败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国内某些地区和行业，腐败问题相当严重；此外，基层的检察机关，反腐工作难度很大。检察系统基层的专业化程度较低，也是严重的问题。“特别是偏远地区，真正受过专业培训的人都很少，岗位也不受重视。”对此，他挂职时的一项工作就是加强在职培训，包括与时任渎检厅长的陈连福合作编写教材等。“当时就萌生了一点想法，为何学校里不能做这个事呢？” 

　　2008年他回到学校时，正是“官员财产申报”话题大热的年头。为了呼吁建立相关制度，他怀抱着知识分子的理想投书媒体，还与高级领导聊过。2009年底，他从争论中抽身后，当年的想法再度浮现。2010年春节，他觉得可以搞教学改革，开个职务犯罪侦查学方向——如果成功，这将是国内的先例，或许还能从侧面推进反腐制度建设。何家弘“胡思乱想”了一番，拨通了陈连福的电话，此时后者已是最高检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当时何的想法是，人大和最高检搞一个联合培养机制，结合最高检的专业实务优势和人大的学术基础。两人一拍即合，各自的领导也对此事颇有兴趣。2010年5月26日，双方正式签署合作协议。新的专业实施双导师制，除了法学院的教授之外，还有反贪总局局长陈连福，副局长徐进辉、马海滨、孙忠诚、王利民，渎检厅长李文生，北京市检察院副检察长高保京，国家检察官学院副院长杨迎泽，一共8人。“反贪硕士班”也开始受到舆论关注。 

　　专业课不“对外开放”

　　“选方向报名时，职侦专业最火。”职侦班首届毕业生穆原说。2010年9月，他考入人大法学院后，得知证据学教研室有个新专业，便报了名。更多的人，则是通过媒体报道听说“反贪硕士班”后，怀抱着理想而来。

　　事实上，职侦班火爆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教授们的想象。他们原计划从人大已录取的法律硕士中招20人，没想到一下子来了92人报名。最终，首届职侦班共招了30名学生，6名法学硕士，24名法律硕士。研一时，他们和其他学生一起上法律基础课；到了研二，诸如职务犯罪侦查技能、侦查实务等8门专业课，便成了职侦班学业生涯里的重头戏。其中，侦查实务课由最高检派出的8位高官轮流讲授，通常由陈连福负责第一讲，介绍中国反腐的形势、现状和具体案例。“上课时导师们没什么架子，还会留手机号，说遇到问题方便沟通。”吕凡说，课后她不太好意思打扰领导，但也有同学经常向这些导师咨询。 

　　侦查技能则包括指纹提取、印章鉴定、电子侦查、犯罪心理分析等，由最高检和人大联合授课。首届职侦班开学后，法学院还专门设置了模拟审讯室和测谎设备。据一位在读学生介绍，模拟审讯室有一道单向玻璃，其他同学可以在外面观摩；上课时老师会先准备“剧本”，由学生分组扮演检察官和嫌疑人。偶尔，老师也会来一番“客串演出”。通过这门课，不少同学切身体会了审讯工作的艰难。“情景相当真实，就是时间太短了，如果对方保持沉默，挺难问出东西来。”这位同学笑着说，如果“审讯”陷入僵局也没关系，下课铃一响也就结束了。另一个重头戏是测谎。吕凡回忆，受测者坐上测谎仪后，拿到一个数字；测谎者在猜测数字的同时，对方回答“对”或“不对”。如果测谎者猜中了，受测者撒谎否认，测谎仪上的指数就会有明显波动。“我拼命暗示自己，忘掉那个数字，一概答‘不对’，结果试了4回都没伪装成功。” 

　　她的师弟、2011年入学的吕宏庆，则对电子侦查情有独钟。“假设一个官员将银行账户和密码存在电脑中，怎样找出来？”吕宏庆说，班上曾分组进行对抗赛，一位同学将资料藏在某个游戏的地图里，首先他们得找到相应的游戏软件，再把游戏打通关，最后才能点开地图拿到资料。由于专业的特殊性，职侦班学生们不仅要“察言观色”，甚至得“直取心防”。“就像中医里的望问诊切。”李屾说，导师传授了一番“秘技”：突破心理防线的前提，是对嫌疑人的基本资料有详实的调查和了解，从而直取对方心理最重要、最脆弱的一环。这些专业课，加上最高检领导的全力支持，职侦班的同学们逐渐习得了“反贪腐十八般武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课不对外开放。 

　　毕业生入职“上手快”

　　今年6月，除了先行毕业的6位两年制法学硕士，24名职侦班同学拿到了毕业证。 

　　7月4日上午，李传文跟着“师傅”坐上了前往北京朝阳法院的汽车，这是他毕业后的初次上庭。今年夏天，李传文考进了北京市检察院。“很多事情我们课上都演练过，比如我把第一次拟的笔录给师傅，对方就说写得挺像样。”李传文说，自己虽然刚到岗，但由于有检察机关实习的经历，他对工作并不陌生。 

　　根据培养计划，校方会在他们研三时，安排他们进入检察系统实习，并由最高检出具介绍信。与其他同学相比，穆原是个“幸运儿”——2012年夏天，他在北京市检察院实习了近一年，是同学之中实习时间最长的；他跟踪观摩了多起案件查办，收获颇多。在实习单位，他跟着反贪局检察官丁燕鹏学习了初查取证、预审技巧等。《羊城晚报》曾转述丁燕鹏的话说，检察官们评价职侦班学生，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上手快”：“安排他去银行查账，他不仅完成基础工作，还分析资金走向，筛查出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穆原和李传文都认为，外界正在夸大他们的作用。在其他同学眼里，舆论对他们充满了误解。李屾回忆，从班级创立之初，嘲讽和质疑便从未停止过。吕凡认为，这和媒体的过度报道不无关系。她坦言，自从毕业以来，自己已被媒体“采访过很多次了”。对此，何家弘说，相比其他专业，职侦班的学生能更快适应反腐工作，但潜力发挥还有待时间检验；不过，人大的尝试已产生示范效应，目前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院校都加强了对“职业犯罪侦查”的培养，并有意开设类似专业。而网上对职侦班的质疑，多半并不真实。比如，他们之中没有人进入最高检任职。在24名毕业生之中，有13名进入了检察系统，其他同学的去向则颇为多元——有人进入诸如国家知识产权局等政府部门，也有人去了银行或房地产公司。 

　　就业问题，一直是何家弘心中的一块大石。直到今年6月，最后一位毕业生签下工作协议，他才长舒了一口气。然而，提起同学们的具体去向，他还是略感失望：“有点遗憾，我们本来希望有三分之二的人去检察院。当然同学有自己的选择，其他领域的待遇可能好一点；也有同学是考试没有通过，学生很优秀，但竞争也很激烈，希望后面几届进检察院的人更多一点。”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穆原为化名） 摘自2013年21期 《看天下》